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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Scallions
吃红薯的故事
作者：陶富海
今年处暑刚过，二闺女就给我送来了今年的鲜红薯，他说，“今年品种土地都改良了，红薯特别好吃，近年来还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红薯”。当天我就品尝了她带来的红薯，的确，好吃，几十年前的那种红薯味似乎又回来了。小时候，我和红薯结过缘，所以对红薯有别样的感情。
七十多年前的1946年，正是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他实行“兵农合一”政策，闹的土地荒芜民不聊生，当时的顺口溜说，“兵农合一就是好，十亩地里九亩草”。那年我才十一岁，也跟着父母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1946年的冬天。
1946年的山西，并不是个好年景，粮食歉收不说，光那数不完的各种税，就把你压的喘不过气来。在农村，缴粮就是个大事，自己家没吃的，还得给“二战区”缴粮，不交的，就坐班房。编村长在大会上大叫，“谁不交粮就是抵抗政府，抗粮不交，抓进来关到黑房子里，看你交不交”！年前，爹在汾城县草坡口的一家杂货铺给人家做饭，到了腊月，爹捎信叫我和哥牵一头牛，到汾城店里驮点麦子回家过年。我和哥借了邻居的一头老实牛，牵着它老牛上坡似的速度，到中午才赶到汾城铺子里，爹往牛背上放了一个口袋，，两头耷拉在牛的肚子上，因为那是一斗麦子，才三十斤，牛把它并不当一回事儿。爹又给我们一人塞了一个馒头，就叫我们回来了。那年，我家过了一个有白面包饺子的年。但，母亲说，“过了破五换饭，省一点白面出来，有急处再用”。父亲偏偏在这时也因为那家铺子买卖不景气而被解雇了。全家人的生活，进入了青黄不接的饥荒时候。
春天，是播种的日子。从长远打算，父亲把沟里的二亩地都栽上了红薯，他说，那是一冬天的粮食。那时的地没有污染，下的是农家为肥，地土是绵绵的。栽红薯挺费事。先要刨好一个个坑儿，再一棵一棵地把红薯苗子放进坑里，用手指把苗子的根部压到土里，然后再浇水，埋坑，地面上就成了一行行红薯苗，成了一年“粮食”的希望。雨水多了，还要“翻秧子”。就是跟着爹，手里拿个长棍子，把长长的红薯蔓子用杆子挑个大翻个儿，为的时不让它再扎根儿分散养料，集中肥力供主根上的红薯让它长粗长大，来个大丰收。秋天，是红薯的收获日子。每年一下霜，红薯叶子黑焦了，就是刨红薯的好日子，这时的红薯已经又甜又绵，好吃极了。
刨红薯的时候最热闹，一大早，全家人拿着“三齿矛”，镰刀，筐子，再加上干粮水，我擦着迷蒙的还没睡醒的双眼，一高一低地到了沟里的红薯地。父亲先割红薯蔓子，露出一棵棵苗茬子。父亲用三齿矛一刨一楼，用手一提，就是一串红薯，显得非常熟练。母亲操着河南话说，“来，摘红薯”。
摘红薯也可以解作“择”红薯，那是因为，红薯要分级“选择”出来各派用场。先是挑出有破损的，是第一批吃的，因为他不能入窖；第二是挑红薯“母子”，要细小匀称的单另存放，准备来年育苗；第三是把大的，整齐的，没有损伤的放在一起下窖存放，作为备粮；第四是把小蛋蛋、指头粗的，能吃的小毛毛放在一起，准备随时吃。
红薯下窖是个大事儿，先要把红薯窨子（即窖）洗一遍，所谓洗，就是用小头把窖的四壁刮得见了新土，以免有菌把红薯染坏。下的时候，爹用绳子先把我吊下去，躲在窖窑里，免得叫红薯砸着。先下红薯母子，摆放在一个小窑里，然后下大红薯，同样摆放好在大窑里。下完，爹把我吊上来，再锁上锁子。爹是个能人，他在窖口以下一尺地方的四壁上对称的掏了四个小洞，再弄两根木头十字交叉插在洞里，在木头十字交叉处打眼穿铁丝，再锁上锁子。因为红薯窖在院子外面，为安全想的法子。
冬天的饮食很简单，基本上没有白面，有的是绿豆面和杂粮，还不丰腴。早上，熬一锅稀米汤，蒸一锅小红薯加上咸菜，就是早餐。好一点的是母亲把杂粮炒熟，用磨子磨成“炒面”，把红薯和炒面搅在一起成稠糊糊，又甜又香，非常好吃。为了补贴不足，在秋天的时候，母亲就在地里揪了好些芝麻叶，用水煮熟，晾干存留下来。冬天，每天中午，基本上是绿豆面汤面条，汤里添的菜就是干芝麻叶，吃起来绵绵缠缠不光不好咬，还有点儿涩味。晚上一般就不怎么吃了。
冬天夜长，六点钟就黑了，那时没有电灯，更没有其他活动项目，在睡觉前的几小时里，都在家里坐着，也聊聊天。母亲坐在炕上靠山墙的地方，山墙上放一盏灯头像豆子那么大的小油灯，眯着眼睛在缝着衣物。父亲则搬个小凳子坐在山墙外面的炉台上，把两只手放在炉子里的残火上，翻动着烤着双手。我则躺在炕上的被子卷上打盹。那时候，村里还打更，打二更就有十来点了，大多时候父亲会主动和母亲商量，说，“熘点儿红薯吃吃吧？肚子咕噜叫了”。母亲顺从的就会把拣出来的红署蛋蛋儿，放在一个小铁锅里，用水煮熟，放在一个钵碗里，让大家吃。正在打盹的我，一听说有红署吃，一咕噜就起来了。母亲就会笑着说，“鼻子就在锅沿挂着里”，说着，给我两个小红薯蛋蛋儿。
我们家穷，经常缺吃少喝，所以对粮食之类的食物特别珍惜，甚至是一天两顿红薯，没有粮食。我家吃红薯就有个规矩，不许剥皮，皮皮毛毛凡能吃的都得吃下去，即使红薯有“柴”即丝状纤维，也不许丢弃。爹和母亲更是这样的，如果不小心红薯掉到灰窝里沾满了灰，母亲都会拾起来用手擦一擦，放在嘴里吃了。桌子上掉下来面渣，父亲也会用手捡起来放在嘴里。每顿吃饭，他们的碗都舔的干净干净，母亲常笑父亲的碗“和狗舔的一样光，不用洗了”。我喝玉米面糊糊，是等糊糊放凉了，再端起碗来顺着一个地方吸着喝，河南人叫“喝糊肚”，这样喝下去的碗一定会比洗的还光。在我们家连红薯叶子都吃，刨红薯前，还没下霜，就把红薯秧子的嫩头儿掐下来，拿回去蒸“菜窝窝”吃。那时我们虽然不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朱子治家格言，但穷光景穷过的道理是明白的，不抛米撒面是遵守的。
隔街对门住的是一家给财主当管家的人，人倒不错，在我家“断顿”的时候，他曾送过来一升小米让我们不至于空肚子，但人家吃东西是讲究的。人家家里吃红薯一律剥皮，不仅外表的很薄的红皮，就连红皮里面的二层皮也要剥下来，只吃红薯芯。如果红薯有“柴”，就一剥到底，只留一小点儿指头粗的芯放在嘴里，其余全扔了。一顿红薯要扔一半，看着也可惜，扔的东西摊在粪堆上，野狗们都来抢着吃，并因此而互相咬起来。母亲常叹他们“糟蹋东西”，但又无可如何，谁叫人家有钱呢？后来土改的时候，我就叫他家的独生子为“地主羔子”。
后来解放了，翻身了，生活好多了，我家同样栽红薯吃红薯，吃的规矩从来不变。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自然灾害”，在食堂里吃饭，因为没有粮食，人们就用红薯干充饥，有时把红薯干磨成面蒸窝头吃，但终不如红薯好吃，那时候，能吃到红薯面，就是不错的饭食。
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朋友多了，红薯也派上了外交永用场。九十年代，日本的几位民俗学家来丁村交流访问，我们请他们参观了壶口和东岳庙。在蒲县，东道主弄来些还没长成的小红薯待客，让他们尝尝新鲜。在吃的时候，我们的一位主陪就把红薯皮扒下来吃，叫一个名叫田端的日本人把手摁住了，说，“先生，吃红薯是不能剥皮的”，他接着絮絮叨叨地说，“红薯皮能吃，不必剥皮的，在我们日本，吃红薯的都不剥皮，我们的国家小，东西不丰富，浪费不起呀”！话虽啰嗦，但挺有道理。马上想到，我们的国家大，“地大物博”，也浪费不起呀！真是，现代的人和我们那一代的穷人吃红薯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有点儿像朱元璋要喝“翡翠珍珠白玉汤”一样，吃也是吃稀罕。
又有一次，还是日本人的地质学家到丁村访问，我们招待他们吃饭，里面就有一道“拔丝红薯”。望着红薯，他一时不知在哪儿下手，陪同的老解给他做示范，用筷子一夹，拉出丝来在空中手腕一绕一拉，拉出的白丝就扯断了，然后从容地放在嘴里。这个日被人是个淘气鬼，他照样拉出丝来，但不绕断，而是继续往长的拉。他站起身来，举起胳膊，还是没有拉断，他就站在凳子上继续拉，我开玩笑地说，“看你能拉到东京去”？
红薯是好东西，老少皆宜，但吃的方法却不一样，你不信你看看，出身、生活、环境决定他的吃法。拿“哲学”一点儿的话来说，大概就是“阶级烙印”吧，抑或是“阶层习惯”？不管咋说，我直到现在，只要看到人吃红薯剥皮，就会不识时务地说，“连皮吃”，人家不管你这一套，照样剥了吃，我心里就会暗骂，“地主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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