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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个事物再美，人们也不可能欣赏它。这是人们进行审美活动的一个客观的前提条件。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做叶公，在龙闯进他房间，性命交关的时刻，不可能不逃避而仍然去欣赏它。这个前提条件，是从审美者对审美对象的关系中客观物质功利关系先于审美关系说的。
再从审美者主观条件来说，也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审美的处境和心情。马克思不是有句名言：“优心仲仲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80页)。
穷人首先要谋生，商人束缚于狭溢的物质功利要求，都没有心情去欣赏美。他们和叶公在危及生命时刻没心绪审美，是同样的原理。但他们比之叶公有着更深刻的阶级原因。马克思上述的名言是为了说明他的革命结论：要解放人的审美等感觉，最终脱离动物界，必须消灭异化和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人类全面自由展开审美活动的前提条件。说到这里，我又联想到二十年前姚文元的美学理论，大意是说地主的宅院在地主手里是丑的，到了人民手里就美了。这种以社会学代替美学的影响，也并不容易消失，因为它是“革命的”，似是而非。
一架飞机，一把利剑，一朵花，在敌人手里就丑，一到人民手里就美，在哪一瞬间它变美了的？太玄妙的“革命”美学，不好理解。实事求是地看，从“叶公好龙”的翻案中，也可以得到启发。龙本身再美，当它危及我的安全时，我不可能欣赏它。
美景和矿物是美的，但忧心仲仲的穷人和贩矿的商人没有心绪去欣赏它。同样，宅院、飞机、利剑、花是美的，但它在敌人手里，人民没有心绪去欣赏它，特别是当宅院、飞机等作为敌人的象征力量的时候。正因为它是美的，所以要夺回来；夺回到人民手中，人民就可以欣赏它了。
原先不能欣赏它们的美，是因为当时缺乏进行审美活动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因为它们不美。把美的客观性和审美的前提条件分开，不要混为一谈，就可以解开很多年来纠结难解的美是主观、客观，还是主客观统一的一个结(还有其他一些结，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另文再谈)。
按照我这个想法，那么就不能说，西湖被侵略者占领后就丑了，要回到人民手中才美。应该说，它同样是美的，但被铁蹄踩蹦，不能容忍。正因为它美，所以我们要夺回来。夺回来，才有可能恢复对它的审美活动。同样的道理，远古的人，只会畜牧，还没有学会农业的时候，生活在鲜花盛开的大自然中，却不欣赏花，只欣赏自己狞猎和驯养的动物。后来学会了种养植物，才逐渐注意、发现和欣赏植物的美，花的美。
也不是原先的花并不美，而是当时还缺少进行审美活动的前提条件。人总是在劳动实践中对那些与自己发生了关系的事物，被人控制了的事物，才会发生审美活动。复杂性在于：既要摆脱狭险的物质功利要求，又要在物质功利关系上控制了事物之后。
这就是鲁迅说的：审美“伏着功用”，又“几乎并不想到功用”(《艺术论》译本序)，这都是审美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首先，不在物质功利关系上控制事物，事物还是威胁自己生命安全的时候，事物再美，人们也不可能去欣赏它。
其次，在控制了事物，没有生命安全威胁的时候，有可能进行审美活动了，但如果审美者还在想着狭险的物质功利要求，而不能在精神上解放出来，暂时忘却尘世杂务，集中注意力，聚精会神地去欣赏对象，那么也仍然不可能进行审美活动。叶公在真龙来时不可能欣赏龙而不得不逃避，这说明了前一个审美前提。
叶公在欣赏房屋器皿中雕饰的龙时，如果想着怎么能得到一条真龙来做一顿美味的菜希时，也就离开了审美活动，这说明了其次一个审美前提。明确这两个审美前提条件，特别是两者统一的辩证关系，对于我们都是重要而有意味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传统中，早就有强调审美前提条件的论述。
例如：《吕氏春秋·仲夏记·适音》说：“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淮南子。途言训》说：“心有忧者，筐床社席，弗能安也；……琴瑟鸣等，弗能乐也；忧患解除，然后食甘寝宁，居安游乐。”
《淮南子·说林训》说：“咒虎在于后，隋侯之珠在于前，弗及报者，先避患而后就利。”既然咒虎在后，即使前面有隋侯的美珠都不敢拾取，更不说去欣赏它，那么真龙入室时，又何怪乎叶公要赶快逃跑呢？所以，先避患而后审美，叶公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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