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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最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一生创作勤奋，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小饮梅花下作》），流传至今的《剑南诗稿》存诗九千三百余首。
陆游生活于国势衰颓、偏安江左的南宋时代，对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和希望感同身受，故其诗作高扬爱国精神，以收复失地、洗雪国耻为最重要的创作主题，表现出强烈而深沉的忧患审美意识。
先贤文人把诗文当作小技，但在陆游看来，诗文并非如“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者所以为的，只是“小技”而已，而是“与至道同一关捩”。陆游自言其“道”是承继儒典《大学》、《中庸》和《生民》、《清庙》等“古声”而来，可见他所谓“至道”即是儒家之道。
《大学》、《中庸》集中阐述的是儒家的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之道，《生民》是《诗经·大雅》中周人自叙开国史事的诗篇，《清庙》则是《诗经·周颂》中祭祀周文王的乐章。于此不难看出陆游所说的“至道”包含了为人之道和治世之道两种。亦即道德与政治两个层面。他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文道思想，既强调文艺的政治功用和社会价值，也坚持文艺与道德的统一。
陆游的文道理论虽然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的文道思想，表面看来创见无多，但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陆游身处的是河山沦丧、国势衰微的南宋初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因而其文道观包含了新鲜的时代内容。他在《跋花间集》中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所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耶？”就是对国危民困之际士大夫未能以诗文来弘扬刚正大道的慨叹。他之所以大力宣扬文通“至道”，强调“必有是实，乃有是文”，乃是希望有更多的“有道者”能以诗文来关切时事，激励人心，担当起振衰起弊、济国安邦的社会责任。
第二，陆游所身处的还是一个理学兴盛的时代，理学家们在文道问题上多重道轻文，他们谈论“道”也多是从抽象性理出发，而非从生活现实出发，因而常常偏离了文艺的感性原则，创作的诗歌也常常因此而成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与之相比，陆游的“至道”论注重寄兴托志、有感而发，坚持和维护了文道概念的审美属性，因而益显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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