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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元年(公元196)至黄初元年(公元220)黄巾之乱,朝廷被董卓控制诸方棋峙,至公元 208 年刘备、孙权联手败曹操于赤壁,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一段时间内,政治风云变幻,文学内部也酝酿着缓慢的变化。
首先社会混乱使乘时之士,多渴望建功立业,纵横之学复兴。纵横者闻其言以达其志、铺张扬厉,委析入情是其特色。其次战争造成混乱百姓流离,儒家礼教在士民心中的位置进一步被破坏。再次曹操治理国家、重用法术,刑名之学逐渐显盛。
这一系列客观的变化,使得儒学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减少,奏议文中间的法家和纵横家习气增多。奏议文受这样社会政治思潮影响,又继承上个阶段直言陈事,注重文采的倾向,其特点可以用“清峻”和“骋辞”两个词来概括。
一、“清峻”平正通达,言简意赅
曹操的学术思想与政治观点主要是源于先秦法家,厉行法治信赏必罚崇尚功利,讲求实际注意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选贤任能压制豪强。有学者认为“魏武开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说明文风与政风之间的关联性。“清峻”是说文章的整体面貌,给人简洁明了之感,不像儒家奏议文之缓和曲折。
从曹操奏议文中看到这样的行文特色,立论果断、析辞精锐、逻辑森然、锋不可犯,故称为“清峻”之体。其文往往信笔写就舒展自如,三言两语意兼具,不事雕琢而别有风韵。具体而言,曹操的奏议文的“清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条理明晰、逻辑严密。《请增封荀彧表》先交代荀彧的种种功绩,然后说他“所受不侔其功”。
最后建议重新评定荀彧的功劳,增加他的户邑。整个文章具有鲜明的层次逻辑性。在具体行文中间曹操指陈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阐明荀彧所献策略的关键所在,从各方面剖析敌我处境也条理明晰:“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曹操慷慨陈词纵横论事,情理事三者水乳交融,极具感染力与说服力。
第二行文简洁、毫不拖沓。在《奏上九醖酒法》用十四个字表明自己得到酿酒之法;用四十三个字交代了酿酒的具体步骤;用十四个字表达了自己对这种酒的看法;用十七个字交代了这种酒的其他酿造之法,及其口感;最后用“今谨上献”四个字结束全文。而在《表论张辽功》只用十四个字“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
高度概括一个将领的战功,绰约而意赅很有气势。 第三指事选词、直陈己意。观其行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文章直直叙述而来,不同于蔡邕等人之文,注重文句的对称和行文节奏,而有法家之文以及那种敢说敢做,直面现实的气度。
另一方面文章用字简洁,一路读来明白如话,文中没有不尽之意,不似张衡、蔡邕等人所选,文辞之渊雅厚重、文意含蓄。全文以畅达之辞,抒恢弘之情,明志陈理述情显怀,见其气概不凡。曹操其它奏议文如《表称乐进于禁张辽》、《情追赠郭嘉封邑表》、《表论田畴令》《表刘琮令》等等。
大多夹叙夹议,析理评功平允得当,字里行间充溢着热情。有“不求纤密之巧,唯取昭析之能”的特点。曹操以刑名法术进取天下,其奏议之文多用语简洁,词风峭厉不慎斟酌。上行下效,因而其手下文人奏事之文多指事写意,直抒己见皆较少依傍经典,少有详引经义,以为论断之文。
曹操的得力助手陆粹《枉状奏孔融》,也追随了曹操的文风。刘勰在《文心雕龙·奏启》中“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路粹的这篇奏议是在曹操的授意下写作,其中多为污蔑之辞,历来为古人所不齿。但是平心而论,路粹的这篇文章确实写得非常直接简练。
文章开头没有什么废话,直接就陈述孔融的罪状,全文共三条罪状只用了一百四十一个字,且每条罪状都有详细的描述以及举例,让人感觉孔融之罪状历历如在眼前,且条理明晰,最后从逻辑上得出“大逆不道,宜及重诛”的结果,似乎理所应当。不仅仅是路粹,其他作家如崔琰、王脩、皇甫隆等的奏议之文都具有这种风格。
二、“骋辞”气彩飞扬,文采彬蔚
“骋辞”则主要是指,行文中以气运词,奋笔直陈,较少注重奏议文行文的礼法,多注重文章的辞采的倾向性。孔融(153—208)的奏议文就属于此类。曹丕评价孔融文章的风格特色时,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而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刘勰也认为“孔融气盛于为笔”。
具体来讲,孔融的奏议文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点特色: 第一注重文章的趣味性。曹丕说孔融的文章“杂以嘲戏”,那是在正统的文章中,但是如果在其他类型的文章中,这些“嘲戏”就变成了有趣。
在孔融的《肉刑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古者敦庞,善否区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凌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义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这段文字行文自由,有即兴发挥的感觉。
跟着就插进几句俏皮话:“纣斫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也。”这大概就是曹丕所谓的“杂以嘲戏”的来由,在曹丕看来可能是不郑重的,似乎言不成理,其实这就是孔融奏议文独特风格,展现了他的机智和幽默。
第二形容夸张、用词华丽。《荐祢衡疏》中文章的起始句“臣闻洪水横流,帝思又俾”,用大禹治水之能比喻祢衡之才,显得不称而让人惊叹。其后孔融对祢衡各方面的才能进行介绍,赞其聪慧则说“目所一见,则诵于口;耳所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论其品行则说:“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嫉恶如仇”。
夸其才能则云:“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词,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清人何焯论《荐祢衡疏》称“章表多浮,此建安文蔽”。“多浮”表现在此文中,就是指言辞的夸张,比如作者说祢衡过目不忘,又说就算有上百的人才在,也比不上祢衡显然语涉夸饰。
但是刘勰又认为“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文章中气势慷慨,辞采纷然,运用词语讲究灵动和节奏,也正是就文章的这些文字而言。 第三以气运词、充满情感。同样是《荐祢衡疏》特其气犹壮”。“气壮”在此文中则是指情感的充郁。
孔融用“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来表示祢衡得到重用的意义。这一连串的比喻,没有实际上的所指的内容,语涉浮泛。从另一方面讲却很好地表达了作者心中,对于祢衡受用的期盼之感,颇有诗人气质。 在《上书荐谢该》赞扬谢该的学识与品格,称其父母老疾弃官欲归。
也有一段精彩文字:“猥使良才,抱璞而逃,逾越山河,沉沦荆楚,所谓往而不反者也。后日当更馈乐以钓由余,克像以求傅说,岂不烦哉?臣愚以为可推录所在,召该令还,楚人止孙卿之去国,汉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贵学,惜失贤也。”文章可贵之处在于行文一气呵成,自然通畅水到渠成,间用偶句而不觉雕琢。
作者对人才流失的叹息与不舍之情尽在文字之中。此时期的其他许多作家的奏议文,也具有孔融奏议文的某些倾向。陈琳的《谏何进召外兵》“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
曹丕认为“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复”,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发现其“健”应该是指行文的气势的强劲,文中何进的权势通过逐步增多的字数而不断增加;为了增强气势,作者不断累积同类型的词语,其繁复也是显而易见。恒范《荐管宁表》则将林林总总的先贤与管宁作比对,从而来赞管宁的才能。
但其中作者好像有意卖弄文采,列举了太多古人的例子,显得有些繁冗,又有文义不接的毛病,使得其文虽然看似满目珠翠,实际缺少让人动心的说服力。曹丕《上书让禅》、《上书再让禅》、《上书三让禅》,叶适认为这三篇文章,是曹丕的虚礼之辞。
“魏文之所欲者禅代尔,而符瑞章奏,劝进辞让,前后节目,连篇累牍,存之极无谓,然可以见其辞繁而理寡也”。联系历史实际,可知曹丕此三篇文章,纯属表演,其事虚,其情伪。曹丕想要用文辞来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反而让文章理不胜辞,词浮于意,文章中言语文字皆空虚浮泛。
“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肝胆战悸,不知所措”等词语无法让人觉得有董仲舒等人之温柔敦厚、恭敬娴雅的之风,三篇文章中曹丕反复提到尧以舜之功德禅位于舜的事情,也无法让人产生高古蕴藉之感。
三、总结
东汉中叶以后,政治集团中士大夫阶层和宦官之间的矛盾激化,政治斗争不断,政局混乱。动荡的政治环境激起关注时弊、抨击时政的风气,故而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另外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得统治松散,人心思变,社会对于经学和礼教的崇尚减退,学术和人心从经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这一阶段的奏议文因而不同于西汉中期后长期,浸润于儒家礼教中的奏议文之渊雅和缓之气,纵观这一时期的奏议之文,“清峻”主要是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骋词”受时代文学风气的影响,离乱之世性命朝夕不保,所以士人行文反而较少顾忌,慷慨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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