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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学者啊李泽厚在美国去世了，也是90多岁了。注意，是在美国去世。那么一个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啊，然后在美国定居，这意味着什么。
那其实我之前有一个，一个观点啊，研究我们中国文化的人，研究儒家的人，如果逃离中国大陆，一定是二流的，一定是不入流的学者。实际上李泽厚他也是有这个倾向。
中国文化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义理-心性的，二是实践的。中国文化的传承有学术和实践两条线，但基石是实践线。儒家义理不仅写在四书五经中，更写在人民的实践中，写在中国大地上。逃离大陆便意味着远离中国文化之基石，缘木求鱼。因此逃离大陆的中国文化学者、新儒家们一定是浅薄之辈，是见利忘义的学术投机分子。
所以身在美国的“新儒家“余英时有儒家已成游魂说。不是儒家成孤魂野鬼，而是他自身成孤魂野鬼。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从学术上来讲，李泽厚其实属于民国遗老的这个范畴。当然如果算民国遗老的话，他还是要年轻一点啊。他是出生于1930年。但是在学术上，他确实很好的继承了这种民国的传统。
那民国的传统是什么？就是否定中国文化、全盘西化。那么从辛亥革命之后，从新文化运动之后，就在学术上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东西，然后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学术风气是这样的。
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也是用西方文化的标准去研究中国文化，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扭曲的。包括对历史。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以西方的标准去看中国的历史。然后凡是和西方不相符的就是否定她、扭曲她。
那研究中国文化也是一样的，拿西方的标准当成一个标准了。那其实西方的文化呀，从我们中国的框架来看，他是属于蛮夷的范畴。
那么我们知道啊，西方的现代文化、现代文明，他其实有一个基本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去宗教化。那就是从基督教到现代文明，他是有个所谓的世俗化、去宗教化，包括理性化，去宗教化、世俗化他就等同于什么理性化。那他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那么从西方的标准来讲，现代文明是西方去宗教化的一个产物。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少人去问，就是说你说去宗教化，你真的去宗教化了吗，你去宗教化彻底了吗。所谓的去宗教化的话就是去迷信化，那你真的去彻底了吗。
那实际上来讲，只有站在中国文化的框架下，才能看清这一点。那他是没有去彻底。现代文明啊，其实是依然保保留了这种宗教因素啊，他只是在形式上来去宗教化。就是打倒神了，打倒上帝了。打倒神打倒上帝，但是你并不是说真正的去宗教化了，不是说真正的就不迷信了。
我们说迷信的话，就是说迷信一个虚构的东西。我们说宗教迷信，那就是说你这个神，你是虚构的对吧。没有神，现在大家都知道没有神。那没有神，你相信他，而且你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东西，是世界的本源，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支撑者，那就是迷信。
当然从技术上来讲，那么去虚构这个神，然后让人去信仰，是有一种教化，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以叫宗教。也就是《周易》说的“神道设教”。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从这个认识上来讲，你是迷信。
西方现代文明他去宗教化，那他认为是一个进步，但是呢，尽管说在形式上，你打倒了上帝对吧，不过呢，在思维的深层，在基本的思维方式，你并没有真正的去宗教化，没有真正的去迷信化。
什么意思，就是现代文明因素中，尤其是现代学术中，那么他依然保留了一些虚构，一些虚构的概念，而且认为这些虚构的概念，象宗教中的神一样，是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啊，是世界的本体。
注意，我说这个李泽厚，他就是继承了这个民国的传统啊。就是李泽厚他的研究的套路，其实也是这样的，用西方文化的标准去看中国文化。或者说把中国文化硬塞进西方的这个框架中。
最典型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情本体”。李泽厚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非常引引以为傲，很自豪的是，他说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创新，就是提出“情本体”。
那么要真正理解情本体，就要理解西方文明基本的背景。就是刚才我讲的，是基于本体论的，是本体化的，尤其是现代西方学术。李泽厚也就认为中国文化也应该有一个本体，努力将中国文化本体化，将儒家本体化，努力为中国文化找一个本体。
于是他就认为中国文化是情本体的。很少人能够真正的能够看清楚，这个情本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李泽厚自己。
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应该看清这一点，他是拿西方的文化的框架，去衡量中国文化，或者把中国文化套入西方文化。其实是一种曲解、扭曲。所以呢，李泽厚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
我们说历史虚无主义，他其实是一种比彻底的否定中国文化稍微好一丢丢，也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
所谓的本体是什么意思。这个本体啊，属于哲学概念，那其实他就是神。更准确地说，它就是去宗教化不彻底的一个产物。神的话是世界的创造者，世界的支撑者，而且它是有着人的属性，与人同性甚至同形。事实上神就是人格化的世界本体。而哲学、科学的本体，只是把神中的部分的人格化属性去掉了，即去宗教化。
现代西方他说去宗教化，把上帝把神去掉了，他其实只是去掉了一部分，仅仅实现形式上的、局部的去宗教化。
神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人格化，有人的情感和理性。多神教的神甚至还有人形，有具体的神像和神庙。从多神教到一神教，事实上也是局部的去宗教化，把人形的部分去掉了，即所谓的去偶像化，实现神的抽象化。从基督教（一神教）到哲学、科学，同样是局部的去宗教化，把神的人格属性的一部分再次去掉，这次去掉的主要是人的情感，而保留了理性。
所以西方近代哲学就是以理性主义开端，其所谓的创始人是笛卡尔。
实际上，我们汉语中是不存在西方哲学中理性主义的东西的，但是我们用“理性”来翻译它，实为似是而非。理性主义其实不是理性，而是迷信。这个理性不过是神去掉情感后的产物，依然是神的，依然是本体的。
笛卡尔式的理性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先验的存在于理性这个精神实体中。实际上，这个理性就是一个预设、虚构，象对神的预设和虚构一样，是不存在的。这个理性也象神一样，是人之外的一个东西，是世界的本体。
然后理性又进入到人的心里边去，这样人也就有了理性，有了知识。
所以我起了一个概念叫“芯片心”。理性就类似于一个电脑芯片，预装装了很多的知识，美好的知识。然后插到人心中，这样人也就有了理性。
理性实为去宗教化不彻底的一个产物，依然是一个类似于神的世界的本源、本体。现代的西方和古代宗教时代的西方一样，都认为世界不是独立存在的，人也不是独立存在的，由世界背后的某种本源、本体所创造和支撑。在古代这个本体是神，现代这个本体是哲学的理性等本体概念，以及科学真理、客观世界、客观规律等本体概念。
笛卡尔的理性是本体，后来出现的客观世界、客观规律也是本体，嗯这个跟科学有关系了。我们认为科学是最好、最正确的东西对吧，其实科学中依然包含这种本体论。科学象哲学一样，也是去西方去宗教化不彻底的产物，依然保留着宗教残余，宗教式的预设和迷信。
也就是说哲学、科学都是新的宗教形态、意识形态。
顺着这个路子，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李泽厚的“情本体”是怎么回事。
李泽厚研究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很重情感。事实上，这个判断依然是以近代西方学术的框架审视中国文化的结果。在近代西方哲学中，是把人性三分的：理性、情感、意志。笛卡尔重理性，叔本华、尼采重意志，英国的经验主义重感觉、情感。
中国讲心性，对人心人性的认知是整体的，不会机械地拆分。一个心包括了全部。西方对人性进行机械地拆分，其实也是受宗教影响的结果，或者说是继承了宗教的传统，也是去宗教化不彻底的产物。
当李泽厚把中国文化定义为情本体后，就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将心性窄化，另一个则是将心性固化、物化。
你乍一看似乎是也懂中国文化，甚至还有“学术创新”。
但是呢，中国文化我们是不讲本体的，是没有本体的。我们讲什么呢，我们是讲人心的，讲心性的、义理的。心性和义理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侧面。
人心和本体他是两回事，截然相反的两回事。
西方他总是认为，人不是一个独立的思考主体。我们中国文化最和西方不同的地方是，从文明的一开始，从伏義时代，从易经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就意识到，人是一个独立的思考主体。
人的本质在什么？在思考，人会思考。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在于人会思考，动物不会。这就是人禽之别、人禽之辨。因此，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说某人是禽兽，就是骂人的。也产生了一些这样的成语：人面兽心、狼心狗肺、猪狗不如、狼子野心、衣冠禽兽、狗仗人势。
尽管有些动物看似也有很高的智商，但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动物都不会思考，而是按本能来生活。本能就是一套固定的生活程序，而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人则会因应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不会固守某种程序。
动物的心才是真正的“芯片心”：都是预装的固化的程序。而人心不是。
更重要的是，人能够判断是非善恶，而且根据这种判断进行选择和行动，“善善恶恶”，喜欢善的、厌恶恶的，选择善的、拒斥恶的。而动物则没有善恶是非，一切靠本能，有利而无义。
人会思考，能发出思考活动，人的行为就是以思考活动为核心的。那么我们的祖祖先呢，对这个思考活动进行抽象、进行总结，然后就形成了两大概念。第一个就是人心，这个心就是思考的器官，也是对思考活动的抽象，就是指思考、思考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义理，义理的更侧重外在的在行为中的表现。人的行为是基于思考的、基于人心的，在人心的主导下展开的，是人心思考结果的具体呈现。义理就是指人的行为的合理，而这些理则是人心的呈现，所以人心和义理是一回事。
宋明理学说“心即理”、“性即理”，老百姓说要讲理、凭良心。
我们一定要注意，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一个思考者，一个独立自由的思考者。人生的意义就是按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独立自由的思考、行动。这就是《中庸》说的“诚者天之道”。“率性之谓道”。
也就是说，人生的意义就在思考，就在保持思考的独立性，而不受外物的干扰。于是就有了心物之辨的问题。心物之辨的要义就在破除外物对人心的干扰，保持人心的独立和自由，保持思考的独立和自由。
我称之为“心性独立”、“心性自由”，这是中国文化之要义。
思考就是对思考对象进行思考，而一切外物皆思考人心之思考对象。我们做事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和外界、外物接触的过程，我们就接触很多事物，要对这些事物进行处理，要对这些事物进行思考。
那么这个心和物的界限在哪里？明白心物的界限，是确保心的独立自由，确保心不受外物干扰的基本前提。
心就是思考，是思考本身，是思考功能、思考活动本身，心之外的一切东西都叫物。
而且这个物啊，不是绝对独立于人心之外的，恰恰相反，人所感知的一切物都是人心认知思考的结果。因此，物的准确定义是：人心思考的结果。物是人心认知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王阳明说的“心外无物”。
你思考，你思考，一旦你下了判断，有了结论，这个判断、这个结论就是脱离心，而成为物了。这就是心物之间的界限。这对现代人而言很难理解。
思考是无限灵活的，也是无限包容的，所以我们叫“虚心”，心越虚越好，越虚就越能保持思考的灵活和包容性。而物则是固化的、固定的。一个结论、一个判断，尽管是主管的，但是也固定了、固化了，就变实了，就是物而不是心了。
一旦脱离心而成为物，这个物就立即成为思考的对象，成为人心的思考对象。
这样，所有的结论所有的判断都是物；所有的知识系统、理论体系都是物，包括所有的哲学和哲学概念，包括所有的哲学本体；所有的宗教所有的神都是物；所有的制度都是物；所有的法律都是物……这些东西都是人心思考的结果。
在中国文化中，就是从心物之辨的角度来认知物，而不会去区分唯心-唯物，精神-物质。事实上，西方的唯心-唯物、精神-物质、主观-客观等维度恰恰是未能正确人之心性的产物，未实现心性独立的产物，也是去宗教化不彻底的产物，都包着含宗教迷信因素。
只有人，只有人心，只有思考本身是不变的。人是一个永恒的思考者。物的话就是人心之外的东西，是身外之物，即是可变的，也是不重要的。
西方文明之所以是本体化的，根源就在未能实现心性独立，未能认识到人是独立自由的思考主体，未能认识到心的独立、思考的独立，当然也无法正确区分心物。
未能实现心性独立就是心性依附，西方文明一直处于心性依附的状态。什么意思，他们总是希望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然后去信仰它、依附它、一拉，以带来确定感、安全感。这些西方宗教的本质，也是现代哲学和科学的本质。
即西方文明一直是重物而轻心的，一直是有物而无心的，一直是以物为本位的。而中国则相反，是心物之辨的，有物有心，但以心为本，以物为末，以心为体，以物为用。
我们说本体，其实他也是一个物，对吧，他是人心思考的一个结果。一旦你没有认识到人是一个独立的思考主体，没有意识到物不过人心思考的结果，那么你就会迷信于某一种外物，你比如说迷信神、迷信这个哲学本体，包括现在科学，迷信科学真理啊，将这个技术真理化。
这些都是迷信，这也是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征，从古代到现代都如此，只是具体的迷信的对象随着时代而改变。
因此中国文明是基于心的，而心是永恒的，所以中国文明本身也是永恒的。西方文明是基于物的，物是可变的，因此随着物的变化，西方就会出现文明的更迭，西方的文明都是短命的。
西方现代文明尽管说名义上去宗教化了，打倒了神，破除了对神的迷信，但是他建立了新的迷信，建立了对哲学本体和对科学真理的迷信，对知识的迷信，对制度的迷信，比如对民主的迷信，对法律的迷信。
现代西方非常重制度，以制度为本位，陷入制度迷信，陷入制度决定论，认为好的制度就是救世主，有了好的制度一切都OK。实际上现代西方对制度的认知，是包含着宗教因素的，是包含着宗教式的预设和虚构的。
没有认识到就是真理、制度不过是物，不过是人心思考的结果，并非永恒存在的人的守护神。象神一样，现代的科学真理、民主制度中，承载了西方人的不合理的希望，也都是本体化的。
所谓的科学真理，不过只是一些经验技术总结而已。所谓的制度，不过是因应具体条件而设计的一个时代的权宜之计，是需要随时空而损益变化的，而且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更重要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具备独立思考的人本身。制度是物，是人的思考对象。人才是独立的思考者，行动者。
所以我们没有本体论，而只有心性学、义理学。
心和物是两端，心独立了，物就不能独立；物独立了，心就不能独立。中国文明是心独立而物不独立，西方文明是物独立而心不独立。
李泽厚啊，他其实是掉入了西方文化和学术的泥潭里，当然他也是受民国的这种影响，
以西方的文化为高。其实这个西方文化，压根就没有心这个概念，没有意识到人是一个独立的思考主体，没有实现心性独立，而一直处于迷信外物的阶段，一直处于心性依附的状态。
西方从基督教到现代文明固然是一种进步，其实这种进步，并不比从多神教到一神教更大。哲学、科学认为宗教是迷信，同样一神教也认为多神教是迷信。从中国心物之辨的视角看，多神教、一神教，哲学、科学和制度主义，都是迷信，迷信物。
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文明依然没有摆脱迷信，只是迷信的方式和对象变了而已。都是对物的迷信，只是所迷信之物变了而已。
我们中国从一开始就认为，人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你这个制度也好，宗教也好，知识也好，技术也要，都属于外物的范畴，都是物，都是可变的，都是人的思考的对象，都是人心的思考处理对象，我不会去执着于你的，不会对你迷信的。
未能实现心性独立，未能让心让思考获取独立地位，那么这样的社会和文明一定是僵化的，一旦环境变化，这些社会和文明因为和物绑定，就无法调整，一定会崩溃。
所以西方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的文明更迭的过程，旧的文明形态不断崩溃，新的文明形态不断出现。这是西方的历史周期率。西方现代文明的出现就是此历史周期率的产物，而且依然未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也就是说，现代西方文明会象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西方文明形态一样，也会崩溃，因为它也是迷信的、僵化的。
这几年我们看的很清楚，美国的话，面对新冠疫情，面对中国崛起，他无法调整，其根源是他们的思维被意识形态所绑定，无法正确地、事实求实地认清现实，他们迷信于他们的技术和制度，是的整个社会是僵化的。面对新冠疫情，美国只能死人，只能躺平，而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
李泽厚，其实他的学术上还是属于民国遗老啊，他继承了民国的学术传统、学术陋习，就是以西方为高，否定中国文化，然后以西方文化的标准去曲解中国文化。
现在中国崛起最大短板在文化，而文化崛起的最大短板在学术，学术的短板在学术范式。中国需要废掉民国时期建立的西化的学术范式，而应该以中国的义理-心性为核心，建立一套新的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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