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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的敦厚，水的激情，象征着中国书生的两种基本品行。由于儒家文化盛行，儒者如山，温良敦厚，虚怀若谷，含垢忍辱，市面流行品种是谦谦君子。大陆文化中罕见了水性文化气质，那种奔腾激越、不平则鸣、舍生取义、一往无前的刚猛勇毅，伴随着洁身自好、皎皎易污、深情贯注、宁折不弯的壮怀激烈。这种“水性文化气质”如深山清泉，吐出涓涓细流，绕山而行，给凝重的重嶂叠峦以灵动生机；如青山眉眼，触物伤情，泪光盈盈，灌溉着中国人缺水的心田。两千多年前的一天，屈原用自己的生命，化作了这股源流中的第一泓水。
屈原(约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战国末期楚国人，中国第一位著名诗人。他曾在楚国做过左徒和三闾大夫，坚持“美政”，抵抗强秦，因受权奸排挤而两度被放逐，浪迹江湖，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参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屈原悲愤难挨，自沉汨罗江，殉身政治理想。那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中国民间五月初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屈原是“楚辞”的创立者，代表作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屈原之后，中国书生投水而亡者络绎不绝。唐诗人张志和自沉吴江，“烟波终身”；南宋覆亡，教育家欧阳守道自沉水池；明代东林党人高攀龙为魏忠贤陷害，饮酒整冠，从容投池；清末爱国志士、《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痛恨国衰民困，在日本投海醒民；1927年端午节前，国学大师王国维不忍见到传统文化的衰亡，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死的前一天，对人谈及颐和园时说“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1966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在被红卫兵批斗整天后，投身北京的太平湖；1968年8月12日，著名作家、园林专家周瘦鹃在被红卫兵砸成废的花木丛中，投身苏州自家花园的井中……冥冥之中，难道他们都听从了屈原的召唤？为什么他们一个个自赴清流？追溯到屈原之死才有答案。
屈原在《湘夫人》中设想了一个美丽的水中家园，“筑室兮水中，茸之兮荷盖。”那是芳草美玉构建的世外幽居，他相信应该有这样一个纯然洁净的世界存在，在《渔父》中，和光同尘的世故渔夫启发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却坚持认为“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醉我独醒。”他的选择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他不愿以白就黑，不愿委曲求全，于是怀沙抱石，投身汨罗江“与其死于浊手，不若死于清波也。”(冯梦龙《范笏林》)不是说屈原发明了一种自杀方式，而是屈原首先将人生审美、精神品质与潺潺清流联系在一起。高远的理想，值得上下而求索；生命的尊严，岂容折价拍卖？洁净的追求，虽然死而未悔。求索不成，浊世难存。不能生于净土，甘愿投身净水，上天无路，入土不甘，惟水可居。因为屈原，葬身清波成为洁身自好、不甘苟且偷生的纯洁人格的象征。也因为屈原，标示出中国书生的人格高度，在中国的书生传统中注入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毅血性和高贵人性。
《涉江》一篇作于屈原流放途中，自杀前夕他追述高洁理想，倾诉苦闷心绪，指斥世道的黑暗，表明宁折不弯的信念。风雨如晦，柔肠千转，一颗文化巨星在即将熄灭的时刻爆发出强烈的光焰，后世千载，无数双遥望人类精神星空的眼睛，依然被它灼热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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