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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侵略战争都带有掠夺性，而日本帝国主义国内资源的贫乏，与其侵略野心的巨大反差，使它的掠夺更具疯狂性。它不但疯狂掠夺中国的物产资源，还大肆掠夺中国的人力资源。
侵华日军在其“以战养战”侵略掠夺政策的指导下，以“清乡”、“扫荡”为名，大量抓捕我青壮年劳动力，扣上“八路军嫌疑犯”的罪名，再以战俘的名义关进集中营，然后作为劳工送往中国的华北、东北、蒙疆及日本等地，强迫他们在日本人开办的矿山、企业、工厂中从事繁重的无偿劳动。
有压迫就有反抗，在石家庄的石门集中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和斗争，尤其是那些被俘的共产党员们，还在敌人的魔窟里建立了党的组织。
集中营内的营救
1942年5月，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在衡水养病时不幸被捕。被捕后日本人把他关进了石门集中营。
这天，集中营处理科办事员傅充闾正在科里值班，有个警务进来说，刚刚押来一批战俘，这是他们的花名册。说着就把一沓子花名册递给了傅充闾。
“又押来一批！日本人大‘扫荡’，我们党和军队的损失可太大了！”傅充闾一边想着，一边翻着 手中的花名册。
王泊生！一个熟悉的名字跳进了他的视线。地委书记属于我党的高层干部，因为他们掌握着我党、政、军各方面的情况，所以对这些人，日本人先是用尽各种手段引诱、劝降，企图对他们进行策反利用。如果这一套行不通的话，他们便严刑拷打，逼其就范。或是叛变，或是被酷刑折磨而死，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这两条路。作为地委书记，一般是不会出卖党和人民的利益的，那么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行，必须救他！”傅充闾暗暗地想着。
怎么救呢？傅充闾刚刚到处理科，还摸不清这里的工作头绪，忽然，他想起了副总班长史含光。史含光被关到集中营的时间比较长，原来俩人曾在一个区分队，互相早就了解。
当傅充闾把情况和史含光一说， 史含光也吃了一惊：“暴露了地委书记的身份，这还了得吗？”
史含光想了想说：“这样吧，当处理科登记时，你负责审问登记，要巧妙地告诉他，他是冀南第五军分区文书，隐瞒下他的真实身份，顺便把外面送来的花名册也改了它。”
刚送进来的战俘排成队，一个一个地登记过，下一个就该王泊生了。
傅充闾抬头看了看王泊生，清了清嗓子喊道：“下一个。”
王泊生走到桌子前。
“叫什么？”
“王泊生。”
“年龄？”
“三十四。”
“籍贯？”傅充闾一项一项地问着，王泊生一一回答。
“你的职务是冀南第五军分区司令部文书，对不对？”
就职务一项，傅充闾没让王泊生回答，而是替他说了出来，同时给了他一个暗示。
王泊生先是一怔， 随即明白了傅充闾的用心，马上回答道：“是的，冀南第五军分区司令部文书。”
以后在集中营里，王泊生一直说自己是冀南第五军分区司令部的文书，直到出集中营被送到东北煤矿服苦役，始终没有暴露地委书记的真实身份。
由于傅充闾等人的掩护，王泊生作为一般战俘，被编入了普通班。
集中营内建立党组织
这件事使王泊生受到启发：应该在集中营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工作，保护自己的同志，与敌人展开斗争。
这天趁外出干活之机，王泊生把建立党组织的想法与史含光等人谈了，并扼要地分析了建立党的组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经过几天的酝酿，于1942年5月底，在石门集中营成立了第一个党的组织——“ 共产党同情小组”。会上王泊生说：“我们都是被俘人员，和集中营外党的组织没有取得联系，我们成立组织也没有经过党的批准，所以还不能算是党的正式组织，所以叫“共产党同情小组”。
几乎是在“共产党同情小组”成立的同时，集中营中又建立了一个党的组织——“六·一支部”。
“六·一支部”是由原抗大二分校第三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发起组建的。其成员主要是抗三团被俘人员，谷自珍任支部书记。在“六·一支部”建立的同时便确定了支部的工作方针和工作任务，要求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逐渐开展工作。
因为是在日本人的集中营开展工作，需要格外谨慎，必须是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秘密地进行工作。因此，不论是“共产党同情小组”还是“六·一支部”，他们的工作都极其隐密，虽然这两个支部几乎同时建立，但开始时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只是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们才相互发现了对方。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王泊生和谷自珍经过商量，决定将两个支部合并，命名为“六月特支”，王泊生为支部书记，谷自珍为副书记。
合并后的“六月特支”提出了它总的工作方针：“教育群众，团结对敌，保存力量，等待时机。”
在“六月特支”合并后不久，工作正在逐步开展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徐学俊找到王泊生说：“三两天之内，集中营又要送一批劳工到东北本溪煤矿服苦役。”
“消息可靠？”王泊生问道。
“可靠。日本人正在挑选人，据我所知，你和谷自珍，还有支部的其他一些同志，都在这批劳工之内。你们走后，下一批可能就轮到我了。”
王泊生得知集中营党支部的大部分成员要被送出当劳工的消息后，首先想到集中营党支部的工作不能间断，经与谷自珍等支部成员商议，由赵秉钧等同志负责党支部的工作，继续留在集中营坚持斗争。
被关押人员一批批被送往劳动地，“六月特支”的工作像接力棒一样一直传下去。赵秉钧走时把工作交给了李振军、朱韬，而李振军、朱韬之后由石岩接任.....
原“六月特支”的第三任支部书记李振军后来回忆说：“当时的集中营，表面看来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但只要你多留神一下周围的事物，便会感受到其中的斗争气息，有一股无形的正义力量在涌动。
集中营内当鬼子面唱救国歌曲
宣传教育群众是“六月特支”的工作任务之一，他们利用日本兵大都不懂中国话这一点， 向群众进行一些半公开的宣传。
一天外出劳动，中午休息时，累了一上午的战俘们东倒西歪地倒在地上休息。看押他们的日本兵突然心血来潮，要战俘为他唱歌。起初战俘们谁也不肯唱，一是没有兴趣，整天除了挨打挨骂就是繁重的劳动，哪个有心思去唱歌？二是唱起来万一日本人抓住什么把柄，还不是要挨打？
日本兵以为人们不敢唱，指指自己的鼻子，又拍了拍胸脯，意思是说：“不打紧，由我担保，你们就大胆地唱吧！”
李振军见状心想：“这正是宣传群众，鼓舞斗志的好机会，平时想唱还不能唱，今天何不借机唱起来？”于是他首先亮开嗓子唱了起来。
李振军曾在抗三团当宣传股长，他多才多艺，工作热情而又富有朝气。1942年5月在日军大“扫荡”时被捕，虽几经酷刑，却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并隐蔽了自己的身份，在集中营化名马良，继续领导集中营的斗争。
李振军这一开头，渐渐地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大家唱了一个又一个。大家越唱越激动，越唱越高亢，好像又回到了燃烧着抗日烽火的前线，挖地道、埋地雷、扒铁路、剪电线、军民一心，奋起抗日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人们心中升起， 鼓舞着人们的斗志。日本士兵对歌曲内容听不大懂，每唱完一段， 鬼子还得意地点点头。
日本士兵侮辱人格的游戏
在集中营，日本士兵经常辱骂战俘劳工“支那狗”，羞辱摧残战俘劳工以求开心。他们强迫战俘劳工四肢着地，学牛马行走，日本人则骑在他们身上，用皮鞭抽打，直到爬得双膝鲜血淋漓才肯丢手。
有时他们强迫战俘劳工用嘴咬着鞋子抬起头学乌龟爬行，一边爬一边往战俘头上浇冷水，使爬的人不停地甩水摇晃，他们却在一旁开心地哈哈大笑。
有时，他们强迫战俘学猴子蹦跳、嘶叫，如果学得不像就要遭到毒打。每当遭日本兵羞辱之时，战俘们气得紧握双拳，咬牙切齿，但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如果让日本人发现你对他们不满，往往会招致杀身之祸。
日本兵下士班长坂本一郎经常拿战俘寻开心。经常趁着人们劳动休息聚在一起的时候， 往地上撒一把香烟， 有些烟瘾大的人，在集中营关了几个月没抽过一口烟，见了香烟，也不顾什么面子不面子、人格不人格了，爬在地上满地去捡、去抢，坂本一郎则将双臂往胸前一抱， 颠着脚，歪着头，看着人们抢烟，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
“这样下去不行！”李振军气愤地对朱韬说：“我们要教育大家保持民族气节和人格尊严，来一次‘反侮辱斗争’！”
“对，我们头可掉，血可流，但我们的人格不可侮！”
“六月特支”的共产党员们分头去做群众的工作，重点是那些烟瘾大的战俘，约好下一次谁也不准去捡，并发动群众互相监督。
第二天坂本一郎又来了，还带来了几个日本士兵。他慢悠悠地走到战俘们跟前，回头向同来的几个日本兵挤眉弄眼地作了个鬼脸，然后掏出烟，又故意高高地举过头顶引诱性地晃了晃，手在空中一转，一把香烟撒得东一根西一根，满地都是。
接着他又回头冲着他的伙伴嘿嘿一笑， 似乎是说：“等着瞧吧，好戏来了！”
然而，当他回过头来准备看“好戏” 时，坂本得意洋洋的神情突然变成了惊愕——他看到的是一双双冷漠的眼睛在看着他。他傻眼了，要寻衅惩治下这些不屈的中国人， 可一时又找不到借口，脸憋胀得如同猪肝似的，自讨没趣地溜走了。自此之后，他几乎很少这样羞辱战俘劳工了。
集中营内暗地里的斗争
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虽然大家身陷囹圄，但也绝不能引颈就戮，任凭日本人宰割。虽然斗争会遭到日本人的残酷镇压和屠杀，但斗争也是求得生存的一种形式，不斗争日本人也不会对战俘心慈手软。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或明或暗，或单人或集体，不断地与日本人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在集中营的战俘厕所里，那是日本人不去的地方，墙壁上经常出现各种字体写下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的！”等等。
服劳役与皮鞭、棍棒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你干活时稍慢一点儿，必然会招致一顿日本人的毒打。但是即使是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战俘劳工们也会想方设法与敌人斗争。
消极怠工、搞破坏是经常发生的事。挖沟掘坑时，挖了又填、填了又挖，几锹土扔上来倒下去，拖延工程进度；成堆的新砖转眼间碎了一地；干着干着活儿，不是锹把断了，就是镐头掉了；汽车正行驶在半路上，轮胎一点点就没了气，虽然日本人为此而大发雷霆，但工具坏了没得用，又找不到任何证据，他们也无可奈何。
外出服劳役的消极怠工，而在缝工班的战俘也千方百计进行怠工和破坏。
集中营设有缝工班，共100多人，他们为日军的衣粮厂做工，所以缝工班又称第二工厂。缝工班有一个日本下士班长和五个士兵监管，主要任务是拆洗旧军衣、军被，缝补旧军袜。也有一部分人专门修理旧军鞋，称为鞋工班；还有一部分人修补军装，称为缝纫班。在鞋工班和缝纫班中，还有那些有技术的日本士兵直接参加劳动并参与监督战俘劳工。
当时，王润丰被指定为缝工班副班长，他回忆说：“在帮助总班长管理缝工班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对各小班的工作量加以控制，用种种办法使每个班干得活儿不冒尖，大体上一天一人只能缝补10来双军袜。事实上有的人一天不动针也可以完成任务，因为旧军袜中也有不破的。对拆洗军被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干多了冒了尖，日本下士班长就会继续给人们加码，提高劳动定额，这就达不到磨洋工的目的了。”
无怪乎后来有人说，1942年到1943年南兵营是最红的时代。这个时期，“六月特支”的党员达到百人以上。
结语
正是“六月特支”里的党员积极地团结被俘人员，使集中营内地被俘人员凝聚力越来越强，大家团结一致，竭尽所能、或明或暗，与敌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抗争，虽然这些小事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但却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他们同样担得起民族英雄这个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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