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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和人生的综合体，而民族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更是历史文化创造的主体。他从人对物、人对人、心对心将文化分为三个阶层，即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不同民族在文化的不同层面尽有相似之处，亦必有相异之处，正是这种特殊性才能构造出不同的历史文化。在《晚学盲言》一书中，他循此思路对中西文化的异同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也对自己数十年的思考进行了一次精辟的总结。
将《晚学盲言》第一部分宇宙天地自然之部归纳成中西自然观之比较，从天人合一与物我二分，人本与物本两方面进行阐述，力求涵盖钱穆在这一部分中的精神所在——于自然观方面着手，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
（一）天人合一与物我二分
在《晚学盲言》开篇之中，钱穆就提到了整体与部分，他说“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则看重整体。”中西方思维方式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是由中西方文化中的内倾型与外倾型所产生的。而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与部分性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则造成了中西文化宇宙自然观的差异。这种差异就体现在“天人合一”与“物我二分”之上。
中国人看重整体，西方人注重部分。中国人认为部分来源于整体，不明整体也就无法了解部分。钱穆认为：“中国学术思想即为寻求此一生命总体而加以认识，并求加以充实发挥光大，此之谓道。道亦一体，而又生命性，故能不断继续有其生长与变化，此体亦有部分，但各部分仍相会痛，非可独立，更不容相争。”所以在钱穆看来，中国的学术着重于整体，虽然中国学术在古代分为经、史、子、集，但是中国学术并未将其隔断，反而主张将四部所学融会贯通。不仅如此，钱穆认为中国社会也是一个总体。自先秦以下，中国社会可以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各有自己的行业，但这四业综合为一个整体，构成中国的社会。而西方在学术上将各学科分类，且彼此独立发展。注重专业而不注重融通合和。甚至在西方科学与宗教方面来看，二者竟然对立。西方社中古时期开始，便有了贵族与农奴的分别，而这种主奴之分是一种行业的划分，认为某一种行业为奴业，这与中国古代的家奴在实质上是不同。所以西方的社会一直以来也没有成为一个总体。显然在钱穆看来，中西文化无论是学术还是社会等方面，无一不受到整体思维方式与部分思维方式的束缚。
在中国文化中，最具有整体性思维特征观念的是“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宇宙观。中国文化属于内倾型的农耕文化，在这一文化氛围之中，中国人认识到自然和人力相融合，才能让农业在耕种中得到收获。虽然农业生产离不开人力，但从事农业生产还需要外在的，诸如气候、土壤、温度等条件。而这些就是被中国人称之为“天”的外在的条件，将这些条件与人力相融合才能完成耕种与收获。如果没有外在条件，光靠人力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在中国人眼中，农业的生产需要依靠自然和人文的力量相结合。因此在这种农耕文化氛围中，形成了中国文化重“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宇宙观。
在西方文化之中，最具有部分性思维特征的观念则是“天人相分”“物我二分”的宇宙观。西方文化属于外倾型的商业文化。在钱穆眼里：“西方乃是一商业民族，观念大不同。商人谋生，只从某部分着想，或卖布匹，或卖器皿，全从外面人所需来选择从事。”在商业文化中，商人所追逐的是商品的利润，而出售的商品只是别人所没有的东西，其所重视的只是他人所缺少的一项或者几项，而且买卖双方是一种纯粹的买卖关系，这种关系是对立的，而绝非合作式的。而且商业文化是可以在城邦内或者室内进行，可以脱离自然。所以西方文化偏重把人类和自然放在对立面，在面对外界自然时，有一种强烈的对立征服感，所以西方文化形成了与中国文化相反的“天人相分”“物我二分”观念。
（二）人本与物本
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钱穆曾经在《晚学盲言》中论述道：“中国人常连用文物二字。文指人文，物指物质，人生有种种物质条件，但其意义价值则低于人文。西方人重视物质，更在人文之上。”在钱穆看来，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所以中国文化注重人文，以人本为主体。人文所指的是人群相处中，人与人之间相互接触与交流。这种人本文化具有鲜活的生命，充满生机。这种人文精神具体体现在道德精神之上，以钱穆的文化三阶层构造理论来讲，中国文化所重视的是最高阶层精神人生。中国文化一直围绕着这样一种人生，以这种文化为中心。中国的文化精神，也可以称作是道德的精神。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就是由这种道德精神所形成的。这种道德精神，是中国人内心追求所的，一种做人的理想的标准。
而西方文化注重物质。钱穆在《晚学盲言》中写道：“西方人马可波罗出来中国，作为游记，所述即偏在物不在文。西方人读其述，疑其虚构不实，则对中国物质成就，尚知景慕可知。”西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必定会让人将物质放在首位，进而形成了以物本为主体的西方文化。而这种物本文化中所重视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注重人对物质的创造、追求与占有。
中国文化中的人本，其所重视并不是在于个人的人身生命，只是将德人化，可以说中国文化以德为本。器物被人所用，而人又被心所用。修心是为了达到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而在西方文化中，心是人体的一部分，所以心被人所使用。人毕生追逐物质，所以人又被物质所左右。也正是因为这样，西方的宗教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西方人将这种强制力拟化为神，而这种神其实也是为了约束人类的行为举止所存在的，可以说西方的宗教是为了人类使用而存在的。这与中国的道德精神不同，道德精神可以说是涵盖宗教的，因为它即有外在的约束力，同时又具有对内心修养的指导。虽然在近现代以来，道德精神的外在约束力已经淡化，但其侧重点本身也不是对于外在的约束，其重点依然是人的自觉的内心的修为。
钱穆一直将人本与物本作为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点，而这种根本，则是由于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他曾多次就地理环境、历史因素、生存环境等方面对此加以论述。可以说人本与物本是钱穆中西文化比较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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