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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秉持“死者为大”的理念，人们非常重视死后的殊荣，就连清代的张廷玉在其在世之时，接连向乾隆皇帝上奏折，表示希望乾隆皇帝应允自己死后能配享宗庙，置于丧葬仪式，同样代表了治丧者和逝者的身份等级。
因此，丧葬文化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礼法制度上，汉代的丧葬文化亦是如此，礼法所包含的伦理思想使丧葬活动成了规模宏大的行为，既给活人增光，也给逝者殊荣。
相较之下，汉代是一个特别重视丧葬的朝代，甚至一些人用“厚葬”来形容汉朝，主要表现在陪葬器物之所，丧葬礼仪的复杂程度等，除此之外，汉代厚葬文化所涉及的人数非常多，参加凭吊的人都有身份等级的要求，一切活动都要符合复杂的章法。
汉代之所以如此重视丧葬就在于加强皇权统治的需要，因为厚葬文化与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人合一”思想相符合，并印证了“君权神授”的观念，还保障了“忠孝之义”的延续性。
一、汉代丧葬文化的背景
汉代丧葬文化是后人了解其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这一朝代由于存续时间较长，所以在很多制度方面都比较完善，丧葬制度也不例外，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丧葬规制。汉代的丧葬被视为厚葬的代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比较稳定的王朝统治时期，汉代缘何采取厚葬习俗，纵观历史典籍，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相较于儒家的入世性，道家的出世性更为明显，道家关于生与死的思考对汉代丧葬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道教讲求“道”，道是万物之始，也是万物之终点，道是生命生长之永恒规律，不可违反，不可置疑，由此看来，道家的“道说”增添了天命说的神秘感，又带有一定的宿命论，一切皆为“道”之规定。另一方面，道家的丹鼎与符箓都是追求长生不死的方法，并且广传民间，生生不死成为新的追求。
其次是受到了宗法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宗法和礼法观念，宗法观念下包含了“孝”的情感，“孝悌”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占据主流，人们对于那些不孝之人充满鄙夷，而且在一些比较宗法观念比较浓厚的地区，不孝之人还会遭到家族大家长的批评，甚至革除族谱的惩罚。
在父权制社会中，子女必须遵循孝悌制度，因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必须将“孝行”作为外在表现形式，使家族的凝聚力可以物化为具体形式。
然后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王朝更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却长盛不衰，成为实至名归的“常胜将军”。
儒家思想自董仲舒改变之后，十分重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礼”自然而然地受到了重视，丧葬文化作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属于五礼中的“凶礼”。《礼记·乐记》有云：“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以地制”，由此，遵行礼法可以促进社会之稳定。
最后，从现实物质角度来看，汉代丧葬文化走向厚葬文化的重要原因在于豪强地主的崛起。豪强地主作为社会中的富有者，不仅追求生前的富裕，也追求死后的荣光；同时，汉代统治者推行“举孝廉”的施政方式，要求地方官员推举孝顺的人，因此一部分豪强地主为了在民众心中留有孝顺的思想，所以大办丧葬活动，以示自己的孝悌。
豪强地主的这些行为直接推动厚葬习俗的展开，因为这些豪强地主在地方上影响力比较大，而且还会邀请地方官员参加本家举行的丧葬活动，因此，豪强地主的厚葬行为似乎成为官方默认行为，自然得到他人效仿。
二、汉代丧葬活动的礼仪组成
1.汉代丧葬活动的举行
汉代丧葬活动内容较多，为了表达对逝者的尊重，具体仪式包括“招魂、沐浴、饭含、小敛、送葬与路祭”等环节。
丧葬活动中的“敛”是为了满足逝者成仙，早登极乐的愿望，尽管如此，逝者所穿戴的都与其社会地位有关，《后汉书》载有：“帝崩，含以珠”，《礼记译注》中指出“天子衣衾百二十称于领，公侯衣衾九十称，大夫衣衾五十称，士衣衾三十称”。这些规定明确的制度就是礼法制度的外延。
在丧葬活动举行之时，还要特别注重语言规范，比如谥号、庙号等不能误用。谥号是对逝者一生道德的总结，重要官员往往会得到皇帝亲赐的谥号，这绝对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寻常官员则可以通过其上级获得自己的谥号，一些备受尊敬的人也可以给他人拟定谥号，普通百姓则可以通过官员地方官员获得谥号。
与谥号相关的还有其他语言规范，例如君王后妃、诸侯官员、士大夫和庶人去世后都采用不同的字词描述他们的去世，天子称崩，诸侯曰薨、士大夫曰卒，庶人曰死。
从丧葬活动的延续性角度来看，禁忌是丧葬活动延续性的重要表现。一方面，不管长辈去世多少年，子孙后代都必须避免长辈的名字，不仅不可以直呼长辈的名字，还不能使用长辈的名字作为自己子孙后代的名字，这与西方文化不同，对于备受尊敬的长辈，后世子孙在起名字的时候，会采用长辈的名字，以示对长辈的怀念。
汉代厚葬文化的最主要表现是陪葬品数量众多，这不仅是丧葬规制的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还是孝悌观念的成功普及。陪葬品大多是逝者生前的衣服、首饰、香囊、乐器、兵器等，由于汉文帝时期废除了人殉制度，所以汉代厚葬文化下很少有人殉的存在。
在现在出土的汉代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大量陪葬品，这些陪葬品基本都是人在生前的日常用品，体现出生活性的基本特征。
汉代丧葬文化中的送葬文化也是其组成部分，而且十分重要，称为“送殡”，也就是送棺木下葬。送葬队伍的规模有明确规定，其中，君主的送葬队伍的规模无疑最大，诸侯和其他官员的送葬队伍可以由君主规定，君主可以根据其生前对政权的贡献程度予以特别殊荣。
2.汉代丧葬活动的伦理意蕴
汉代丧葬活动的伦理意蕴首先表现在政治秩序的有序性方面。丧葬活动的规范性构成了封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封建礼制涵盖了个人从生到死的人生历程，将个人的行为严格框定起来。丧葬文化中所宣扬的来世和成仙思想成为统治者让普通民众相信“天”和“天之代表—君主”的权力，这些只是董仲舒改革儒教的延续。
其次表现在家庭或家族的秩序性方面。丧葬活动同样展现了家族内部的身份等级，涵盖了个人在家族内从生到死的行动轨迹。
丧葬文化似乎成了民众道德的反向标准，因为只有在丧葬活动时，人们才会想起“善恶有报”的思想，才会意识到善行指导人进入极乐世界，恶行使人坠入地狱。通过丧葬活动，人们会再次重拾道德规范，也就是说，每一次丧葬活动都在提醒人们遵行规范。
最后表现为伦理规范的超越性。丧葬活动虽然有专门的规章制度，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比如为国尽忠者，即便其官职和身份地位没有达到较高的丧葬规制要求，天子也可以酌情为其提高丧葬活动的规制，这就属于额外的荣光。
天子给予的特殊关照体现了超越伦理规范的特殊性，这种“超越”实际没有越过伦理规范的底线，仍然属于可接受范围，并使天子获得
“照拂万民”的美称。
三、总结
汉代丧葬文化的厚葬习俗与当时的时代有关，丧葬文化经历了简单到繁复，从棺橔墓室到“黄肠题凑”，从简单的服饰到“金缕玉衣”，厚葬之风盛行不止。汉代丧葬文化与统治者联系在一起后，就具有了政治性，不再是单纯的民间习俗，丧葬文化于是沦为了政治统治的工具。
中国封建社会的丧葬文化一直备受重视，普通平民有卖身葬父的事迹，功勋贵族有配享宗庙的殊荣，皇室子嗣则能进入专门的皇陵，皇帝有专门的帝陵。
这些都表明丧葬礼仪形式早已与政治实现了联姻，统治阶层通过丧葬仪式将身份等级制度延续到死后，直接固化了阶级思想和阶级利益。对于丧葬的礼节，五服之内同样有区别，主要表现在为逝者守丧的问题上，丧葬规格代表的是逝者生前的品阶，丧葬用品质量代表的是治丧者对逝者的态度。
参考文献
（南朝）范晔：《后汉书》
杨天宇：《礼记译注》
王治国：《殡葬文化学：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读》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王计生：《事死如生：殡葬伦理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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