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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心理学系教授哈里·特里安迪斯在美国《心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和社会行为》。在这篇文章中，他将自我文化差异的证据与文化的其它维度联系起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复杂性，以及紧密性——松懈。他描述了这些维度的变化如何导致对个人、个人或集体自我的关注。
不久之后的199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和北山新野也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文化与自我：对认知、情感和动机的影响》。马库斯和北山由纪夫在文章中认为，西方社会的个体把个人放在高于群体的位置，从而导致了对个人目标、独立性以及与他人的分离的关注。相比之下，东亚社会的成员倾向于将群体优先于个人，从而注重群体和谐和实现群体目标。此外，他们还阐述了这些自我的文化差异，他们称之为“自我意义解释”（self-construal），即如何解释认知、情感和动机上的差异。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改变了心理学家们理解自我的方式。后来，关于自我的社会文化差异及其后果的研究出现了爆炸的增长。本文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概述。
1. 文化模式的作用
文化是指导社会制度的形成和维持、社会产物的创造和成员的发展的一组意义、信念和实践。文化的意义系统的关键组分包括对人的本质的信念、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理念的人，以及人们在生活中的目的。这些信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文化模式——被定义为“预先假定的、理所当然的世界模式，这些模式被社会成员广泛分享（尽管并不总是排斥其它可供选择的模式），并且在他们理解这个世界及其在其中的行为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些被广泛分享的理解是在人们整个童年以及此后的故事、训喻、道德叙述、媒体、传统和日常实践的经历中塑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历成为理解自身、自己的人际关系和世界的、不言而喻的、“自然的”或“显而易见的”的方式。
与其它认知图式一样，文化模式也具有多种功能。首先，它们组织了一个群体对概念本质的认识和信念。例如，中国和美国文化中对“纳税人”这个概念的认识和信念。文化模式将个人及其社会化主观能动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个人身份的特定方面。在西方，注意力被训练在一个人独特和特异的（unique and idiosyncratic）属性和个人选择方面。在东亚，注意力被训练在一个人的亲近关系和义务责任方面。
文化模式也有指导作用，在一点上，它们推动行动。就自我而言，文化模式反映了关于“好人”的社会规范，为行为提供目标，塑造愿望和义务。最后，文化模式有一种唤起记忆和感情的功能——它们决定了在对特定事件或对象的反应中会体验到什么样的情绪。西方社会的成员对成功的反应往往是骄傲和自尊，而东亚社会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谦虚。在一种文化中，个体的自我概念不会完全相同，但由于社会化、社会规范和文化框架的共同模式，它们会重叠。
什么力量导致了不同的自我表征？接下来，我们将描述文化过程如何塑造个人的自我观。
2. 自我的社会文化模式中的文化变量
将个人的各种文化模式分离开来的、最突出和被广泛研究的维度是，作为“独立于他人的”以及对应的“与他人相互依存的”个人的概念。在美国和其它根植于西欧文化传统的社会中，自主的个体被视为与社会和情境相分离的。自我是个人心理世界的中心，它是观察世界其它方面的眼镜。在这个独立的模式中，个人被看作是一个有边界的、独特的、完整统一的个体，他在根本上、道德上和法律上先于社会。独立、自足的个体自由地进入社会关系，自由地离开社会瓜葛/纠缠。
事实上，社会影响和社会义务是潜在的妥协。因此，个人必须保持警惕，以保护其个人主义，并限制他人的影响。要成为一个有文化价值的人，就必须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并显示出那些使一个人成为独特和具体的人的性格特征、属性、能力和存在方式，这些属性成为建构自我概念的“材料（stuff）”。
在集体主义文化语境下，例如，许多东亚社会中，没有预设这种“人与社会之间的独立关系”。在这些文化中，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在这种相互依存的模式中，优先考虑社会单位和集体，如家庭、工作组和社区，而不是个人。个人被视为嵌入在关系中，由社会语境、基本的关系和社会位置来定义。
这样，个人是关系的中心；具有社会价值的个人寻求去融入或协调关系伙伴和所属群体。要成为一个了解自己和自己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的人，你必须是群体（例如，家庭、工作组和社区）的一部分，并且必须通过它们来工作，因为这是做人的本质。这两种个人的模式在人际关系的整体重要性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关系对世界各地的人都很重要——但在人际关系的意义和动态性方面有所不同。
那么，文化模式是如何潜入的，或进入自我的？马库斯和北山阐述了文化价值观、信念、传统转化为个人心理倾向的过程。在他们的描述中，用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融合了对影响行为的广泛文化因素的关注，这种观点认为，自我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与特定的行动者和经验一起建构的。自我的文化塑造包括四个主要层面：
个人的文化模式首先源于一个社会的社会历史观念和价值观。这些社会历史观念和价值观塑造了社会习俗、实践和制度，包括语言实践、就业实践、教育和法律制度。这些做法和机构提供了个人行动和行为的设定和情境。这些在日常生活中的经历塑造了一个自我，塑造了个人的心理倾向。2.1法律、历史和宗教文本中表征的文化理想和价值观
自我的文化塑造始于一个社会的核心的哲学和宗教遗产和传统，这些遗产和传统通常表现在有价值的文本和历史文件（如圣经或《托拉》）、法律或文化文件（人权法案和独立宣言）中，以及宗教和民族传统（新教和美国的流动传统）。这些传统和文件详细阐述了这个社会的、有关对人的本质、人与世界的关系、规范行为和道德等方面各种信念。
在西欧和北美，这些文件、文本和传统强调个人权利高于社会的需要，强调自由和独立于社会的要求的价值。这些价值观体现在文学和艺术等文化产物中，如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未被引领的路》：
“两条路分岔在一片黄色的树林里，……
而我——
选了一个人迹罕至的，
这让一切都大为不同了。”
在东方文化的语境中，哲学和宗教传统强调佛教的怜悯和自我弃绝的理念，儒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种基本关系中的正当行为伦理，或道教认为自我与他人和宇宙是一体的。
这些文本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教和哲学传统强调个人、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维持关系的重要性。例如，儒家的金科玉律说：“仁者，欲立己，欲立人；欲显己，助人显己”。
西方和东方的哲学和宗教文本在表达世界和个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西方的文本和信仰体系中，个人与世界和社会是分离的，可以脱离他们所处的情境、语境或环境中被理解。尼斯贝特和他的同事认为，这种个人观（view of the person）是解析化世界观的一部分，它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希腊人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可分离的离散对象的集合，这些对象可以按照其稳定的、普遍的属性进行分类。他们寻求领域中对象行为的抽象规则，并倾向于忽略行为发生的环境。这种解析化世界观奠定了现代科学和西方心理学的基础，特别是个体心理学。
与此相反，早期的儒家和佛教文本认为个人和物体是与环境相连并嵌入其中的。这就产生了一种整体化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个人和物体被理解为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物体被视为关系网的一部分，而不是被视为离散的类别或物质。在这个世界观中，任何被孤立看待的事物都是扭曲的，因为这些部分只在它们与整体的关系中才有意义，就像嵌入在旋律中的单个音符。
在这种整体化视角中，关注的是场域和场域中元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场域中的特定对象及其属性。这些不同的世界观——西方世界的解析化世界观和东方的整体化世界观——影响着文本和历史文献所传达的价值观、信念和意识形态在自我文化塑造的第二个层面上的发挥。
2.2核心价值观产生特定的文化习俗、规范和实践
一种文化的核心信念、价值观和取向塑造了文化制度、实践和习俗。例如，在美国，个人主义的价值被转化为一个注重个人权利的法律体系。当个人的自由受到侵犯时，个人有权提起诉讼，而美国的法院系统使其公民相对容易获得这一选择。相比之下，在东亚，人民和法院系统不太倾向于采用诸如谈判和使用仲裁人解决冲突的诉讼程序。
媒体和广告是反映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文化机构，也创造偏好和愿望。对美国和韩国广告的研究发现，美国广告典型地诉诸于个人主义和独特性。例如，一则广告写道：“互联网不是为所有人服务的。但话说回来，你不是每个人”。相比之下，韩国广告商的诉求则集中在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群体规范和社会趋势的一致性上。例如，一则广告写道：“我们的人参饮料是按照500年的传统方法生产的”。
同样，媒体对世界事件的报道也反映了自我模式的这些差异。例如，美国和日本媒体对1996年奥运会的广泛内容分析显示，美国媒体比日本媒体更有可能关注运动员的个人特点。相比之下，日本媒体倾向于使用更广泛的陈述来描述运动员的表现，而且他们更可能包括关于其他人（如家庭、教练和队友）在运动员表现中的作用的陈述。在这些方面，媒体既反映了在他们的社会中盛行的自我模式，又服务于继续塑造这些自我模式。
2.3设定的、情节化和社会化建构的体验
文化实践、习俗和制度提供了使儿童和成人融入社会规范、价值观和社会理念的场景和情境。例如，文化理念和习俗配置了育儿实践，创造了儿童成长的“人物世界”（figured worlds）。人物世界是一个社会和文化建构的解释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特定的角色和行为体被认可，某些行为被赋予意义，特定的结果被认为比其他行为更重要。
在美国，良好的亲子关系提供了一个“安全基地”，孩子可以从中自由探索世界。在日本，理念的母子关系以“共生和谐”（symbiotic harmony）为特征，在这种和谐中，孩子被教导要依赖母亲，从母亲开始适应他人并与他人产生同理心。在美国，父母通过为父母和孩子提供单独的房间，让孩子准备好生活在一个重视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在重视集体价值、人际相互依存关系的文化中，儿童通过与父母、祖父母或兄弟姐妹睡在一起多年来为社会化做好准备。美国母亲通过向孩子讲述她们自己的幼年生活中的事件来促进孩子独特、独立的自我的发展；而韩国母亲则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与孩子谈论过去。
学校也创造了孩子学习和接受文化价值观、文化理念和文化模式的情境。美国的学校和教育制度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强调发展个人的独特能力和才智。教师应根据个别学生的需要来调整教育环境，家长则应期望学校能灌输学生自立和自信。美国教师为学生提供了许多个性化的机会，通过为高成绩和低成绩的学生“展示和讲述”的特殊任务，以及个人成就表（例如，谁在幼儿园班级掉了多少颗牙）。
相比之下，日本的学校则希望向孩子们灌输一种使他们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的、具有同理心的群体成员。即使是在一年级，学生们每天都会在一段自我反思和评价的时段结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作为一个小组成员讨论他们在课堂上达成或未能达成的目标的方式。
总之，无数的社会组成部分，例如，社会制度、实践、习俗和规范等，提供了促进文化规范的存在方式或自我发展的情境。北山由纪夫和他的同事们把这些描述为文化给养（cultural affordances），并认为一个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深深地植根于生活的日常组成部分。当个体成熟并学会与社会中其他人的行为相协调时，他们内化了在这些情境中做人的方式。当一个日本学生深深地向他的教授鞠躬时，他不仅仅是屈从于社会规范和礼节，而是在创造一个由角色和关系定义的自我。当一个美国学生举手挑战课堂上的一位教授时，她从事的是一种文化实践，这种实践支撑一种独特的、独立的、与地位更高的人平等的自我观。
2.4与文化相关的心理倾向
一个人所参与的社会情节和人物世界是由这个人的文化系统所供养的，由此而产生了与文化配置相关的心理倾向。投身于文化实践和习俗，例如，与家人睡在同一个房间而不是独自睡觉，作为一个团体一起工作而不是独自与他人竞争，以及其它文化习俗，形成一个寻求与他人看齐而不是独立于他人的自我，并寻求融入重要的社会环境或从中脱颖而出。通过这些和其他社会化实践和习俗，个人最后发现，追求文化上被认可的目标会让其他人满意，而达不成文化规范和目标会产生焦虑或苦恼。
文化上被模式化的实践、习俗、情境和语言就像一个持续的心理启动效应，使个人频繁而有力地意识到一些概念和理想，同时忽略了其它的概念和理想。举例来说，在美国，自力更生、个人主义、与众不同等是重要的；而在日本，则是人际和谐、社会契合、一致性等是重要的。理想、价值观和自我观的频繁而强烈的激活使它们长期处于易获取状态，从而导致它们在感知世界时的自动使用。
这些自我的文化塑造过程为一个文化的成员灌输了针对他们自己和他们与他人的关系的模式，这些模式看上去是“自然的”、“既定的”和不容置疑的。在美国文化语境下，这种独立的自我意义解释反映了解析化世界观，即个人的定义是稳定的属性，与其社会语境是分离的。这种自我模式包括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独立于社会和其他人际承诺之外，并先于社会和其他人际承诺，定义一个人的最终是内在的、稳定的和持久的。这些内在特征、能力和偏好指导着行为，因为个人寻求去发展、提高和验证它们。结果，个人的行为会相对地跨情境地一致，并在时间上保持稳定。一个人被激励去保护或强化自我的这些特征，由此会去寻找允许自己去表达、验证和强化其自我观的情境和关系。
相比之下，在东亚文化语境下，自我的模式反映了整体化世界观，并包含了这样的一种信念，即人从根本上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个体被视为“纹理丰富的关系编织物中的单股线”。在这种语境下，自然的、既定、或无可置疑的是，个人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和在社会语境中的嵌入性。因此，自我不被视为一个稳定、不变的实体，而是被解释为“一个随时间和情境而变化的、随人际关系而变化的流动概念”。这种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包括这样一种信念：定义一个人的东西是他或她的社会成员资格、角色和关系；结果，一个人的重要特征是“外在的”，这些特征是指导和激励行为的特征。
在一个既定的情境中追求这个理念就使得一个人变成了被社会认可和验证的个人。一个人被激励去接近这个具体情境化的理想，因此，信息被寻求用来允许一个人纠正自己的行为或允许一个人更好地适应一个情境。自我意义解释在行为中的角色、自我文化模式对理解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间和不同文化之内的后果的含义。
3. 自我的独立和相互依赖模式的认知后果
正如家装设计会会影响其居民与访客之间的社交动态性和互动一样，自我的模式也影响着认知的动态性和信息处理的方式。最直接的是，自我的文化模式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描述自己、如何记住过去、如何规划未来。
各种不同的自我文化模式会引导注意力指向自我、他人和社会情境的不同元素，导致了个体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文化变异？当研究人员要求东亚和欧美社会的成员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们通常会发现东亚人比欧美人用更多的关系和社会概念来描述自己。
此外，研究人员在“我是谁”的任务上使用了变异来检验自我被理解为稳定、固定和一致的程度，例如，在独立的自我意义解释中；而不是灵活、动态和对情境的反应。例如，在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中。
神奈川、克罗斯和马库斯（2001年）将日本和美国妇女放在单独在一个研究室里、与同龄人在一起、在一个大团体里、单独与一名教员在一起这四种情境中的一种，并要求她们完成“我是谁？”的任务。当他们研究两组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陈述类型时，他们发现日本女性的自我描述比美国女性的更具变异性。
这一点在考察这种情况对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陈述的数量的影响时最为明显。美国人倾向于产生比消极陈述多3倍的积极陈述，而且这个比例不受条件的影响。相比之下，日本的参与者往往比美国人更自我批评；平均而言，他们产生的负面陈述多于正面陈述。但这一比例取决于条件：日本参与者坐在教职员工对面的桌子上时比单独坐在小隔间里时更自我批评。因此，日本女性在描述自己时对社会语境很敏感；特别是，她们的自我观反映了在与地位较高的其他人（如教员）互动时需要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社会语境，但在一个人独处时允许更慷慨或自我同情的视角。
这些发现至少部分地可以被这个发现来解释，即，东亚人比北美人更可能辩证地看待他们自己。就像尼斯贝特（1999年）所描述的朴素辩证法，涉及到一种对比的接受、整体思维模式、对世界变化而不是稳定的关注。斯宾塞·罗杰斯和她的同事们已经证明，东亚人比欧美人更容易获得矛盾的自我认识，而且这种差异也扩展到了内隐的自我认识。辩证思维的一个结果是，似乎与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反馈更容易被接受，从而减少自我验证倾向。辩证思维及其对自我的影响，为东亚人在自尊和心理调节的测量得分低于欧美人提供了一种解释。
此外，自我意义解释的变异与个体认为自己与他人相似或不同的程度有关。当独立的自我意义解释被激活时，人们倾向于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而当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激活时，人们倾向于同化或认为自己与他人相似。此外，这种对比或同化的倾向会对行为产生影响。简言之，当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被激活时，人们更容易被情境所同化，并以语境所框定的方式看待自己；当独立的自我意义解释被激活时，人们更有可能将自己与情境区分开来，并以独立于情境的方式看待自己。
最后，对个体与他人关系的文化定义促进了不同的现象学。以个体为中心的西方定义促进了内部或第一人称体验，而东亚的集体主义定义促进了外部或第三人称体验。科恩和他的同事们（2007年）创造性地展示了东亚人的生活方式，就好像他们的行为正受到他人的审视；他们从观察者的角度记住了他们是核心参与者的事件。
相比之下，欧美人的生活就好像他们是人生舞台上的主角；他们从演员的角度而不是观察者的角度来记忆事件。这些关于自我和世界的不同观点对各种认知过程（如记忆、视觉化和自我中心偏见）、情绪和发展过程都有重要的影响。
正如这项关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自我意义解释的变异超出了对自我的思考，也影响了对他人的思考。与启动独立的自我意义解释相比，启动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更倾向于关注社会规范和他人观点。此外，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的启动（与独立的自我意义解释的启动相比）导致人们不太可能对他人的消极行为做出倾向性的推断，这表明他们已经考虑了情境因素。
其它研究发现，自我意义解释启动会影响许多其它（非社会）认知任务。简言之，与暴露于独立的自我意义解释启动的人相比，暴露于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启动的人在依赖于语境的认知任务上表现更好，而在需要忽略语境的任务上表现更差。例如，嵌入式图形测试或Stroop任务。启动独立的自我意义解释可以提高其它认知任务的表现，例如，激发创造力或产生新理想的任务。甚至审美偏好也与自我意义解释的变异有关；当独立的自我意义解释被启动时，人们倾向于发现角形比圆形更具吸引力，而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被启动时则相反。
4.自我模式和动机
许多动机是普遍的，诸如生存、生育和人类归属的需要等。然而，有些动机是特定于文化并受文化调节的，这些动机最好在个人和自我的主导文化模式中来理解。
西方心理学家似乎比东方传统的心理学家更关心动机、意图和身份。尽管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可以从现代西方社会的本质中找到一些见解。由于北美和西欧的社会在种族和文化上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对一个人在特定情况下应该如何表现有不同的看法。在许多西方文化中，社会不再严格规定已婚妇女、商人或老年人的含义。50多岁的妇女生育；祖父母放弃闲暇生活，成为和平队志愿者；已婚夫妇协商谁将在家外工作，谁将照顾孩子。
在多元、异质的文化中，一个人应该做什么或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再由文化规范和期望所规定。因此，个体必须“在内部建立一种对自己和他人都是适当的连贯性和持续性。” 随着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在确定个人身份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个人对创造一种独立于社会角色、地位、性别、种族和宗教教养的身份的责任也越来越大。因此，在现代西方社会，身份是个人化和个体化地建构的。在一个自我是“现实的唯一或主要的形式”的世界里，没有做出个体的努力去定义自我的个体被视为没有现实。
创造和维持一个人独立于文化语境的身份的必要性的一个结果是，这个身份必须不断地被验证、重新审查、更新和辩解。在流动的西方社会，许多社区和协会是暂时的或短期的，随着他们向新的伙伴和熟人沟通他们的身份，个体必须不断地重建这种内在的连贯性和连续性。
因此，西方心理学家们已经认出了繁多的、用来防卫、辩解、验证和维持自我形象的途径。诸如自我肯定、自我验证、自我强化、自我服务偏见、自我象征、自我展示、自尊维护、自我分类、自我一致性、自我欺骗、自我妨碍等，都是西方心理学家识别出的、对建构、维护和防御自我建构的身份和完整感至关重要的过程。
在更同质、传统或东方化的文化中，身份与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地位、种姓或角色联系更为紧密；一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是现实的主要形式。因此，对于个人去构建一种内在的、个人的身份感不是太紧迫；基于角色和地位的身份可能很少受到挑战，因此几乎不需要辩解或防御。
比较冰岛和美国12岁儿童的研究表明，在关注和重视内在的、个人的自我形象方面存在差异。冰岛在文化上非常同质，几百年来几乎没有移民，而且有全国范围的学校课程和一套传统文本。哈特和费格利（1997年）报告说，当被要求用一种广泛用于美国12岁儿童的采访技巧来描述自己时，冰岛青年常常遇到很大的困难。哈特和费格利还报告说，25%到40%的冰岛青年发现了诸如“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太奇怪了，没法回答。尽管这些孩子能够很好地描述他人，在学业和社交方面都表现良好，但自我审视（self-scrutiny）和自我描述并不一定是文化上有价值的活动。因此，旨在辩解、防卫或强化内部、私下、自我建构的自我形象的行为在冰岛等同质文化中可能不太常见。
在一种身份是从种类繁多的文化选择项中个性化地选择出来的文化语境中，诸如美国式的文化语境，机会选择、个人愿望和内在兴趣是动机中最纯粹的力量。正如贝拉、马德森、沙利文、斯威德勒和蒂普顿（1985年）在美国所写的那样，“纯粹的、不确定的机会选择，没有传统、义务或承诺的概念，[是]自我的本质”。
因此，要成为一个本真的个人，个体必须在从日常购买到职业和关系决策的每一个行为中表达机会选择（或者至少相信他或她已经表达了机会选择）。事实上，受外部力量或社会期望约束的行为和目标被认为不如纯粹来自内在的希望和渴望的行为和目标那么令人满意，在指导行为方面也没有那么有力。其它重要的动机和行为理论也以个人机会选择的重要性为前提，包括反应理论、认知失调理论和归因理论。
相反，在东方文化语境下，个人机会选择是一个不太重要的行为动机。在以自己的角色、位置和地位来定义自我的文化中，诸如在北美文化中受到青睐的个人的希望、愿望和机会选择等并不被赋予优先权。多项研究表明，在东亚人的动机取向中，机会选择以及与机会选择重要性密切相关的心理过程的重要性不如西方国家那么重要。
例如，伊延加和莱珀（1999年）发现，亚裔美国儿童（7-9岁）在由母亲选择的任务上比在自己选择的任务上更努力。相比之下，欧美孩子在自主选择的任务上比在由母亲选择的任务上更努力。正如伊延加和莱珀所建议的那样，由一个亲密且有价值的所属群体做出的选择，为亚裔美国儿童提供了一个在关系中提升归属感的机会，从而激发了高水平的表现。
对于北美洲人来说，机会选择代表着一个独特的、个性化的自我的建立和实现；而对于东亚人来说，他们被迫选择的情况可能被理解为展示他们与他人相似和一致的机会，不太倾向于在群体中脱颖而出的选择。此外，对于欧美人来说，选择行为是一个展示自我与众不同的机会；对于东亚人来说，选择行为是一个强化使其与他人和更大群体的一部分相似的自我感的机会，。
马库斯和北山由纪夫认为，这些机会选择的角色的差异是不同“能动模式”的组分——在北美和亚洲文化语境下指导着行为。不相交的能动模式在北美很常见，它强调行动的重要性，行动是自由选择的，是基于自己的意愿、偏好和目标，而不是其他人的意愿、偏好和目标。相反，在东亚和南亚，共同的能动模式很常见，在这种模式中，行动是对他人、角色和情况的义务和期望的响应；偏好、目标和意图是在人际关系中相互锚定的。
4.1文化与认知失调
在机会选择、动机和文化自我的研究中，最有趣的发展之一出现在认知失调研究领域。其中一个主要的认知失调范式是强迫选择范式（the forced- choice paradigm），在这种范式中，参与者必须在两个同样可取的选择中进行选择。在做出选择后，参与者被认为会经历决策后后悔，从而导致失调减少策略（dissonance reduction strategies）。
多年来，文化研究人员无法在东亚复制这些影响，也许是因为为自己做出错误选择的可能性，对日本人和美国人来说，并没有对自己构成威胁。然而，最近，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确定东亚文化中失调过程发生的独特方式。例如，北山和他的同事观察到，当与自我相关的人变得显著时，日本参与者在强迫选择范式中表现出失调效应。
这项关于认知失调和抵触的研究表明，通常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过程已经用隐藏了文化假设的方法论和方法进行了检验。在传统的认知失调范式的情况下，假设为自己做出选择将涉及合理化或失调过程。新的文化研究揭示，对于东亚社会的成员来说，传统范式中的个人的自我并没有集体或相互依赖的自我那么强大。
相反，对于来自这些社会的个人来说，当一个人考虑到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或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时，失调的过程是最有力的。在研究人员开发出新的、文化上知情的方法之前，这种区别是隐藏的。这段认知失调的研究历史应该成为所有人的一个警示故事，提醒研究者努力识别隐含的、隐藏的或理所当然的假设在我们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中的重要性。
自我模式中的文化差异与对控制策略和调节焦点的不同偏好相关。例如，独立的自我意义解释与对主要的控制策略的偏好密切相关，这些策略试图改变情境以适应自我（被某些研究者称为影响-influence）。相反，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InterSC以与他人和谐为中心动机，与二级控制策略密切相关，二级控制策略试图改变自我以适应情境（被某些研究者称为调整- adjustment）。
同样，其他人也研究了自我意义解释和自我调节焦点变异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独立的自我意义解释与促进调节导向密切相关，而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与预防导向密切相关。这些新的发展突出了自我的文化模式对动机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暗示了其它未经检验的理论视角也可能从自我意义解释的变异中受益。
4.2 文化和自尊
自我的文化模式定义了自尊的基础。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自尊被定义为对自己的一种态度，或对自己的一种评价。任何评估都需要一个衡量对象的标准。一般来说，文化理念或模式是个体评价自己的基本标准（尽管个体当然会对这一标准进行了怪异的阐述）。
因此，在美国，评价自我的基本标准是一个人是否符合独立、自主和独特性之类的文化规范。在东亚文化语境中，评价自我的基本标准是：如何适应重要群体的文化规范，如何在特定环境中表现得体，如何在自我内部和群体内部谋求和谐。
自我的独立模式和相互依赖模式都涉及到与社会相关的维度。例如，“我是特殊的和不同于他人的”与“我与他人相似和和谐”），但在这两种模式中，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不同的。因为自尊这个词与积极的自我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可以使用其它更准确的术语，例如自重或自我价值（self-regard or self-worth），来指称对作为社会合适成员的自我的评价。
个人对自己是否符合标准的推断和看法，以及他人对自己是否符合标准的反馈，是自重的两个组成部分。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语境中，这两种自重的来源的相对重要性可能有所不同。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语境中，个人推断和评价比在东方相互依存的文化语境中更重要。这种对个人价值评估的取向在促进积极自我评估的认知和动机过程的研究中是显而易见的。
自我强化策略的例子包括：将过去的表现记忆得比实际更好的倾向；将积极的特征判断为比他人更能描述自己；将自我定义的特质创设得比其它特质更积极；将成功的功劳归己却把失败归因于情境因素。当面对关于自我的负面信息时，个体可以通过获取抵消负面反馈的正面信息来自我肯定，或者他们可以将自己与表现更差的人进行比较，使自己的表现看起来更好。
每一种自我强化的策略都例证了对自尊的美国式视角，也就是说，不管怎样，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感觉良好，即使这意味着扭曲自己所获得的与自我相关的信息，使其变得更加积极。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光是尽力而为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表现出色，赢得胜利，才能声称对自己有积极的感觉。
一些理论家认为，这些自我强化的策略和偏见对幸福和适应至关重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许多社会弊病（如犯罪、暴力、少女怀孕、贫穷）是自卑的结果。换句话说，在西方，积极的自重是成为一个好人的标志，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模式。
跨文化研究一贯表明，东亚社会成员的自尊（按西方发达国家的量表衡量）低于西方社会成员。事实上，罗森博格自尊量表的分数分布表明，在东方文化中，分数的实际中点更接近理论中点，分数集中在分布高端的趋势并不明显；而在北美，分数集中在分布高端的趋势屡见不鲜。从西方自我模式的角度来看，这些发现显然表明东亚人的自尊水平低于西方人。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低自尊的人被视为缺乏资源、困惑、冲突、自我保护和脆弱。这是对东亚文化成员的公平描述吗？如果如前所述，自重是符合文化上认可的个人的模式的一种功能，那么东亚对西方自尊衡量标准的反应必须考虑到相互依存的自我模式。
在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中，与他人保持和谐和联系的动机是将自己视为符合个人的文化模式的核心。鼓励东亚文化的成员在社会角色方面努力实现理念人物的文化共享原型。鼓励他们对照这些理念和他们不符合理念的方式进行比较。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自己，使得日本人保持了必须努力弥补缺点的态度，并为不断改进和向理念迈进服务。例如，在西方文化中，骄傲被视为对个人成就的自我认知，而在东方文化中，骄傲被视为傲慢的表现，并被视为不承认他人的贡献。
大多数关于自重的研究都发现，东亚文化中的成员使用自我谦让的策略来表达他们对和谐的渴望，并展现与他人的关系。这些策略包括比西方文化成员更高的自我批评和更低的不切实际的乐观。与西方人相比，他们更可能对给出正面反馈的测试的准确度打折扣，更关注那些说他们比其他人做得差的信息。日本人倾向于把日常生活视为自我批评和他人批评的机会，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视为比西方文化样本更远离理想的人。
在北美，这些差异是失败的证据，因此威胁到个体认为自己是有胜任能力和成功的观点。在日本，这种差异是很普遍的，可以看作是承认一个人可以改进并将继续朝着理想努力，因此反映了文化上对自我的器重立场。
尽管有这种自我谦让的倾向，但东亚文化的成员也有自我强化的时候。塞迪基德斯和他的同事开发了自我概念强化谋士（the Self-Concept Enhancement Tactician：SCENT）模型来区分两种类型的自我强化：坦率的自我强化（candid self-enhancement），包括公开表达自我优越感；战术的自我强化（tactical self-enhancement），包括微妙表达自爱（self-love）。
他们认为，战术的自我提升在不同文化中比坦诚的自我提升更为普遍，后者通常只存在于西方文化中。这是因为个人被激励去扮演由他们自己的文化所决定的角色，并强化那些在文化上被规定为重要的特征，让人感觉自己是一个好的文化成员。
更具体地说，日本人倾向于在与交流有关的特征上比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更高（例如，妥协、合作、自我牺牲），而美国人倾向于在与能动性有关的特征上比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更高（例如，独立、原创、独立）。
根据海因和哈马穆拉（2007年）的研究，大多数日本人自我强化的例子发生在他们将自己与非特定普通人的集体主义特征相比较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日本人表现出的自我谦让比自我强化更频繁。因此，自我强化策略在西方文化中更为普遍，相似的自重在跨文化中都存在。
近年来，就积极的自重，研究者发现了重要的文化相似性。当使用内隐测量自我价值时，自尊和自我强化的跨文化的差异倾向于消失，这表明自爱可能是一种基本的、内隐的人类动机，可以被明显淡化以适应具体的文化角色。此外，在研究与有关自我的信念相反的感情时，相似之处也被注意到了。具体来说，在检查认知性的自我评估时（例如，“你有多自信？”），自我强化的跨文化差异比审视情感性的自我评估时（例如，“你有多喜欢你自己？”）更为突出，尤其是在考虑到谦虚的文化规范之后。
另一些人发现了一个文化权衡假说（a cultural trade-off hypothesis）的证据，即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比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在自我喜欢（self-liking）方面的评级更高，在自我胜任能力（self-competence）方面的评级更低。总之，这些发现表明自我提升和自爱是不同的结构，喜欢自己可能更多地基于不同文化中的气质和人际关系因素，例如，育儿实践，而不是基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因素。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东亚和西方文化的成员都认为他们的亲密关系（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家庭成员和浪漫的伴侣）比同龄伙伴更积极，但这种影响在欧美人中比在日本人中更强烈。这表明在文化语境中存在一种关系服务的偏见（a relationship-serving bias），而自我强化的偏见（self-enhancing bias）更局限于西方文化。然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服务的偏见（relationship-serving biases）背后的动机可能不同。
恩多和她的同事（2000年）发现，集体主义者的关系服务偏见是基于对他们的关系伙伴的看法比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更积极，“我的关系很好，因为和我有联系的人都是伟大的人”；而对于个人主义者，增强所属群体成员与自我强化有关，“我很好，因为我的关系比你的好”。对东亚人来说，自我肯定的机会可能是具有重要角色的他人授予的，使培养和保持自重的过程成为一个动态的人际过程。
这种自重的社会组分是在东亚的“面子”概念中推断出来的，其中包括一个人被他人感知的社会形象的概念。尽管西方人在社会交往中确实考虑到了他人的感受和声誉，但这种社会上共有的自重方面并不像东亚文化那样清楚地表达出来。东亚人对保护他人面子或给他人面子的方式有着详尽的理解。这种对他人面子的关注，可能被认为是对他人社会地位的同感欣赏，可能有助于解释东亚文化中似乎被西方人认为有点怪异的一些方面。
东亚人倾向于避免可能会导致丢面子的公开的意见分歧，更喜欢通过调解或妥协来挽回他人的面子的冲突解决策略。即使在体育运动中，日本人似乎更喜欢让比赛双方都能挽回面子的结果。日本太平洋棒球联盟主席河井真司声称，平分“符合日本人的性格”。这样就不会有人输。这与格林湾包装工队的著名足球教练文斯·隆巴迪简洁地提出的美国人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胜利就是一切，（而）平局就像亲吻你的妹妹。” 简言之，对自我的文化模式的思考为人们努力成为文化上合适的人提供了线索，并能进一步发展一种更普遍的自重理论。
5.多元文化的自我
那些生活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人也许最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在塑造自我中的角色。那些通过移居国外、移民或征服而接触多元文化的人，对在不止一种文化的影响下成长的后果的审视，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来理解自我的动态本质。
对个体来说，认同一种以上的文化可能会带来压力，但在其它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包含若干好处的适应性过程。一个人在经历文化适应过程时可以采用四种策略之一：同化、分离、边缘化或融合。
同化包括一种与本源文化的分离，以及将新的宿主文化内化为自己的身份；分离意味着保持一个人作为身份来源的文化，同时抵制宿主文化的影响；边缘化既包括一种与源文化脱节的感觉，也包括无法认同宿主文化，两者都不“契合”；融合包括将两种文化融合到一个人的身份中。对于移民来说，有几个因素可以影响他们采用哪种策略，包括（1）宿主文化对其群体的政策，（2）移民群体的历史和移民的原因，（3）移民群体在制定与宿主文化互动政策时的团结，（4）宿主文化的总体经济气候，（5）向新移民提供的支持类型，（6）移民群体在种族、性别和教育方面的人口统计。当社会和环境条件有利于两种文化的融合时，移民往往具有双文化身份。
尽管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双文化的人们已经将两种文化融合并内化，在某种程度上两种文化在他们内部都具有“活力”。当人们接触到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时，他们可以将本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应用到情境中，也可以将新采用的文化思维方式应用到情境中，或者将这两种思维方式综合起来。每一种文化中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被激活以供个人使用，部分取决于它被他人共享、在与他人交流过程中被复制、在公共文本、机构和广告中表现出来以及在认知上可获得的程度，它也部分地依赖于对于既定语境中表达一种知识结构或另一种知识结构的情感、社会和政治的含义。
研究表明，在新文化中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移民比新来的移民更符合新的文化规范。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接触两种文化的个人可以发展出独立的、文化衍生的自我表征，事实上，这种双文化的自我可能最适合移民和少数群体。当然，这取决于个人的经历。
双文化身份融合描述了一个双文化个体能够将两种文化融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身份的程度。对于高双文化身份融合，这两种文化被认为是兼容的，而不是相互排斥或冲突的。对于低双文化身份融合，这两种文化是不一致的，很难将两种文化结合成一个单一的身份。一个人在双文化身份融合上的高低的一些前因包括与文化冲突有关的因素，如双语能力和跨文化歧视，以及与被感知到的、与文化距离有关的因素，如接触文化的数量、对文化适应的态度和对宿主文化的认同。
一般来说，高双文化身份融合的人会有一种双文化能力的感觉，这意味着他们觉得自己能够成功地满足两种文化的要求。与此相反，尽管有证据表明，接触西方媒体会促进同化的文化认同，因为它只会促进西方的文化理念，但在印度，低收入者往往会发展出一种分离的文化认同。双文化个体在形成其身份时可能会经历其它独特形式的压力，部分原因是代际差距、单语压力、群体内歧视和遵从群体规范的同伴压力。其中一些因素也可能影响个体融合两种文化的方式，从而决定他或她发展出哪种双文化身份。
正如移民可以采用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一样，双文化的人也可以以多种方式融入文化。第一种是融合身份（fused identity），在这种身份中，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人们将自己视为融合文化的一部分。第二种策略是混合身份（a blended identity），将源文化掺入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的一部分。
虽然与融合身份相似，但混合身份更为常见，因为混合的个体在新身份中认识到源文化和宿主文化的影响之间的差异，而具有融合身份的人则没有。混合身份的例子在非裔美国人中很常见，他们发展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这种身份是非裔和欧美价值观、语言和传统的混合物。
最后，拥有一个交替的身份需要在两种文化的两个不重叠的方面之间移动，这种身份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中是常见的，他们可能在他们所体验和表达的价值观、语言和传统上形成鲜明对比，在欧美环境（例如，工作）和强调墨西哥文化（例如，家）的环境中。对于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说，这些环境之间的对比使他们能够完全参与一种文化或另一种文化，但同时认同两者。
通常，身份交替的双文化人群会发现，这两种文化“轮流”指导他们的思想和感情，这取决于环境中的特定线索。本质上，一些双文化的人有能力使用最适合的文化框架来解释社会和其它环境线索。尽管这些人获得了不止一个文化意义系统，但通常只有一个系统在特定的时间指导认知，这一概念被称为框架转换（frame switching）。这表明，多重内化的文化并不一定是混合的，吸收第二种文化并不需要取代旧的文化意义体系。
总之，对自我的社会文化视角提供了概念，阐明了过程，并提出了在单一文化研究中可能被遮蔽或难以调查的问题。对改变文化或生活在两种文化环境中的个体的研究可以揭示改变自我或自我的多个组成部分的更普通的方面。
6. 自我文化模式研究的新发展
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更仔细地研究形成自我意义解释的变异的社会过程。长期以来，发展主义者一直在报道家庭互动和社会化过程塑造独立和相互依赖的方式。最近，社会心理学家开始考虑其它宏观社会现象是如何促成这些自我模式的。
例如，北山和石井等人（2006年）认为，北美文化高度独立和个人主义特征的一个原因是其在新边疆地区的自愿定居历史。他们认为，定居新边疆的人是出于个人对财富和自由的渴望；为了生存，定居者必须发展自我导向、独立和自力更生。因此，独立、自主和个人至上的信念成为人和动机的核心理论。他们在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岛上验证了这些假设，北海道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日本少数民族定居的地方。
他们发现，在北海道出生和长大的人比在其它地方长大的日本人在一系列与自我意义解释有关的任务上表现得更加独立。奥希和罗斯曼（2007年）也发现了北美内部流动性和个人主义之间的联系。在社区一级，他们发现，与不稳定社区的人相比，稳定社区和社区的人更认同他们的社区及其组织。在个人层面上，频繁移动的历史也与表明个人主义的行为有关。例如，经常搬家的人最快乐的时候是其他人准确地感知到他们的个人自我（例如，特质、胜任能力和技能），而非经常搬家的人最快乐的时候是其他人准确地感知到他们的集体自我。
对自我意义解释中文化变异的研究也催生了对社会阶层在这些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首先，与美国中产阶级相比，工人阶级的经济来源更少，因此受到的限制更多，移动和机会选择的自由也更少。马库斯和她的同事发现，北美的工人阶级成员对机会选择的反应与中产阶级成员不同。与中产阶级参与者相比，工人阶级参与者在他们的机会选择受到侵犯时不太可能表现出抵触情绪，他们也不太可能做出表达自己独特性和特殊性的机会选择。另一些研究表明，来自工薪阶层的美国人对其它认知和归因任务的反应方式与一种相互依赖的自我模式是一致的。这些和其它结果表明，在北美工人阶级环境中，与相互依存的自我观相关联的能动模式比与独立相关联的分离模式更为普遍。
自我意义解释的概念化、测量和操作的最新发展为揭示自我对行为产生影响的文化模式提供了新的更尖锐的工具。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自我意义解释的第三个中心模式或维度，它关注的是一个人与有重要意义的他人的关系——自我意义解释的关系——而不是所属群体的成员资格或更大的社会类别。
例如，“我经常感到我与他人的关系比我自己的成就更重要”这句话触及了关系层面，而“我所属的社会群体是我是谁的重要反映”则触及了自我意义解释的集体层面。布鲁尔和她的同事们一直致力于区分关系型和集体型自我意义解释，并描述它们对群体外信任与合作以及群体内偏爱的影响，但研究人员经常忽略这一区别，将这两种类型的自我表征都归入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的心理建构。
自从这些自我模式的形成以来，研究者们已经不再把它们看作是文化类型或是排他性的范畴，而是作为对自我的灵活思考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很可能在不同文化之间共享。一般来说，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人们建构了独立和相互依赖的自我观，但文化规范、价值观和实践却强调其中的一个。
因此，自我意义建构研究的第三个主要进展是开发了启动方法，用于在这种情况下使一个或另一个自我意义建构变得容易获取（。这些方法使研究者能够超越使用国籍作为自我意义解释的主观能动，并允许对这些心理建构进行实验性的操纵。因此，在识别自我意义解释影响行为的因果过程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斯塔佩和莱万德泽（2006年）发现了分别操纵关系性的自我意义解释和集体-相互依赖的自我意义解释的方法，这将使研究人员能够测试关于这两种自我意义解释的更具体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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