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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国英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我是在沙漠边长大的，小时候是得到过大自然慷慨的馈赠。
过年时的那几颗“高粱饴”“花生酥”实在是太遥远，贪嘴的我也绝不能干巴巴地坐等过年。
春天里的沙枣树芽儿胖胖地、嫩嫩地在风中招展，我那被春风吹得皴红的脸上也露出笑来，撇了大捧的树芽儿，剥了皮吃里面的甜芯儿。
捱到夏天，“羊奶弯角角”的蔓秧缠在多刺的刺麻或沙枣树上，淡紫色的小花偷偷地开，唯恐被我们这些眼尖的孩子们发现，但都是徒劳——哪个埂坡下爱长什么草我们都记得一清二楚。等到细长的羊角似的绿角角长出来，我们便再也忍不住啦，揪住一个角角一扯，白色的奶状的汁液就会从断口处渗出来（后来想那大概是蔓秧的血吧，但当时并不在意），那奶液是不能吃的，粘嘴上嘴疼，粘手上手疼，“蛰”人于无形，这一点我们也是知道的，剥角角时，找一根通直的印痕，指甲往哪印痕上掐，奶汁便少，剥开也容易。淡黄色的嫩芯儿最是好吃，清爽的甜，能渗进五脏六腑的每一个角落。
要把“馋虫儿”都喂饱也是不容易的，有时花大半天的时间，走遍熟悉的那些沙漠沿、碱土滩、刺麻丛也是不能够的。回来时刮破了布鞋裤褂也是有的，挨大人骂是肯定的，但过不了几天，下一茬“羊奶弯角角”长成的时候，我们又循着旧路去了。
我是米谷不分的，但初秋黄米将熟未熟时的“灰白头”是再熟悉不过的。当结了米的穗子低下了沉实的头，那直立的便是，折半截下来，剥开，总会看到白色的外衣裹着黑炭似的芯，这一截便是“灰白头”，有甜味。我常在大人无暇管我的时候撅来一大把，坐在街门口剥着吃，吃得唇牙都是黑黢黢的。奶奶如果看见，总会用食指点我的额头，笑着说：又偷嘴了吧？
有一种叫“那麻”的草是春夏秋都有的，但想吃它必须有“智慧”。已经长出土的“那麻”是不甜的，那未出土的，又不好找，怎么办？拿小铲专走那虚土碱土的地方，如果看到暗红色的“针尖儿”从土里冒出来，一铲儿下去，便有寸余嫩白草芽儿出来，吹干了土放嘴里嚼起来，清甜可口！运气好的时候，会碰上“那麻”家族，半条埂子上都是，一连挖出一大把来，那是连做梦都会笑出声来的美事。
也有在荒地上转悠许久，一根“那麻”草也碰不上的时候，那也不用气馁，红丢丢的“酸胖”在沙丘那边等着我呢。我本来也分不清“酸胖”和“卡米尔”。都是长在野外的刺蓬上，都是红红的小果果。后来吃得多了，才能分辨：那“酸胖”叶子圆大些，果子也大些甜些。“酸胖”是沙乡的宝贝，大人们也采的，采回家晾干了，冬天熬茶喝，说是能治感冒咳嗽的。我大奶奶在世的时候，家里的炉子上就常常炖着酽酽的“酸胖茶”，每每我进去玩，大奶奶就从茶罐底捞一瓣煮熟了的大蒜给我吃，我因此常常不能忘怀茶罐氤氲的热气里，大奶奶用手掩着掉光了牙而满是唇纹的嘴慈善地笑的样子。
等到香透了五月的沙枣花结出沙枣来的时候，我也吃遍了村前的蜜杏儿和村后的野桃儿，眼巴巴地等沙枣“变脸”。秋收已经接近尾声，全村的沙枣树都跟我成了“老相识”，哪棵树上沙枣大，哪棵树上沙枣甜我是了然于胸的，借着给羊铲草的机会，早挨个儿尝过去了。秋天的衣服口袋从来都是鼓鼓囊囊的——葵花籽儿、沙枣儿总要塞上些。如果恰好母亲有闲暇，放锅里蒸熟了，那无疑是给沙枣提升了好多品级了。也有蒸了沙枣馍馍的时候，沙枣儿像红玛瑙似的镶嵌在馍馍里，身价又一次大增，我完全可以故意捧着馍馍在伙伴们跟前得意一番，只有要好的那几个才得几口分享，友谊在这样的时候也有了新的定位。
大自然对我是慷慨的，它勾起的我童年的那些“馋虫”至今都珍藏在我每一个味蕾里。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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