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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性记游
自我心路分享，记录人生感悟，心之所至，身之所及，笔之所触。就像写日记一样，随手而写，拉拉杂杂。内核却是清晰的：惟有真性情，才敢留于此。
父亲是家乡的那条河
图文/邹高翔（四川）
编者按：又到教师节。本文讲述大竹县一名普通中学老师的经历，是众多教育工作者为大竹做出贡献的缩影。作者为这位老师的儿子，由他的视角来看基层老师，展现这个群体的工作生活状况，饱含深情。向所有老师特别是在乡镇乡村基层的老师致敬。
2017年夏，我带父母和外甥女游陕西，在延安
家乡小镇流经一条河，承载着我童年和少年的无比快乐：游泳、钓鱼、摸虾，镇上居民也从这里汲水、桨洗。我一直不知道河的名字，直到高中读到一本《大竹地理》，才知道它叫东河。成年后再到河边驻足，深深感到它在平缓中蕴含的力量。当我也为人父，终于明白“父亲”的千钧重担。历经磨难的父亲，风烛残年的父亲，成为我的精神图腾。是的，父亲就是家乡的这条河，默默地流淌着，承受着。
2002年春节，父母在石子中学打乒乓球，后面平房左边第一间曾是我家
农家娃“筛细米”考上大学
父亲今年75岁了，身体还硬朗。前几年写了一本平生回忆录，用钢笔写成。我把它打成了电子版。父亲一再说：“写得太马虎，特别是后面部分。”父亲的字是很漂亮的，村里的春联非他莫属。自传中涉及到工作和家庭困厄处，字迹明显乏力潦草，印衬他落笔的心情。我品味着父亲写的每一个字。这是我们家族和家庭的历史。
本族原居湖南醴陵，明末清初在“湖广填四川”大潮中迁川，历经营山、宣汉两地，最终定居在大竹县杨通乡，世代务农。此处为丘陵地带，东靠明月山，一条小河从村边流过。这条河是真正的无名河，却极有灵性，极富出产，滋润着稻田麦地，供养着本族农人。1945年盛夏，父亲出生在河边的村子，是家中长子。
其时，爷爷奶奶勤劳创业，买下了几亩地，家境还算殷实。解放后土改成分评为中农，爷爷还在乡粮站当粮管员，“三反”运动时，被以莫须有的“贪污粮食”罪名判处三年徒刑。
这对全家无异于灭顶之灾。二叔和姑姑出世不久，嗷嗷待哺。奶奶，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妇，坚强地挑起了重担。值钱的家什都变卖交“赃款”，只剩下两张板凳和一张床。她每天晚上要去大队开会，实际是挨批斗。餐食与猪食无异，主食是红苕、青菜、萝卜。青黄不接时，吃胡豆、豌豆。父亲过生日，摘来早谷的谷穗，用礁窝冲几把新米做饭，就算打牙祭了。三兄妹还要被熊孩子辱骂“劳改犯！”父亲不顶嘴，只是想：能活下去就是胜利。
父亲八岁时到骑龙村小学发蒙读初小。校舍由一座寺庙改建，村里人都叫徐家庵，庙里还有一个和尚。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姓罗，问父亲叫什么名字。父亲说：“叫冠军。”罗老师笑了：“这哪是名字？”父亲又说：“这是我的小名。我保保（父亲）不在家，妈不会取名字，请先生给我取。”罗老师想了想，说：“你就叫邹学军吧。”这个名字一直用到高中毕业时，改为“邹学均”。
初小的日子过得飞快，虽然在这里仍然少不了同学对“劳改犯！”的白眼，但爱好学习的父亲不予计较。1955年夏天，爷爷刑满释放，眼前的家已不成家了，他顶着乡邻避之不及的目光，重振家业。其实也称不上重振，在当时的条件下，家里不死人就是万幸。吃的，只有过年才舍得吃顿白米干饭、炒点肉；穿的，父亲冬天没有棉裤，读书冷得发抖，用枯草作腰带御寒，自嘲说拴的是“金带子”。
1957年7月，父亲初小毕业，以全乡第七名的成绩考入杨通乡小学。两年后考中学，杨通乡属石子区，本来应考到石子区中学，因该校刚创建条件有限，于是把划入邻近的文星区中学。这是父亲学生生涯中的幸运一步。划入石子区中学的学生休学了一年，结果高中毕业在1966年，失去了高考的机会，成了“老三届”。父亲刚好在1965年高考，每每说到，连叹幸运。
父亲对初中生活的最深刻印象就是“饿”。时逢三年自然灾害，学生口粮定量名为27斤，实则不足19斤，还要节约粮食支援灾区。每餐只有2两粮，不完全是大米，用玉米粒、红苕充数。校园的芭蕉树兜都被挖来吃掉。周末回家，家里条件更差，多以野菜、豇豆叶、海椒叶充饥。父亲把学校的那份饭节约下来，借给其它同学，等到周末归还，再加上自己的那一碗带回家，给弟妹们吃。学校开展生产自救，每周半天生产劳动，变成了每周一天，组织学生到周边乡场挑米、面、菜、煤，还给学生下达种菜任务。
1998年石子职业中学教师合影
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父亲没有荒废学业。1962年中考，全县只招收高中三个班，共165人，父亲成为其中之—，考入大竹中学。三年后，由于留级、退学、身体不合格等原因，全县仅有125人参加高考,就如同“筛细米”一样。
1965年8月，父亲正在田里收稻谷，同村人接到乡里文书的通知回来传话，“冠军考起大学了！”父亲步行到学校，看到“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的通知书，不禁热泪盈眶。父亲成了全村第一个、也是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
大学时光和工作之初
从川东偏僻农村到了省城成都，父亲上大学的第一年跟如今的大学生，至少跟我的差别不大：乡下学生没见过世面，每个周末都去逛街，找老乡；适应新的学习方式，期末考试两门课立体解析几何和心理学，父亲都得了“优”，班上仅两人。父亲终于摆脱了“饿”的恶梦，大学的伙食改善，脸色很快好起来，还长高了。寒假没有回家，付不起车费，再说学校的伙食也比家里好得多。
1966年形势突变。六月起，风暴在校园燃起。父亲因为出身，没有资格参加“革命组织”，干脆当起逍遥派，不到市区看热闹，就在学校里呆着。学校间或复课，很快又停。父亲深感求知的大好时光虚度，却又无可奈何。
1969年毕业季，还没有分配的消息。1970年初，数学系学生被派到崇庆县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完全按部队编制。生活、学习、劳动、纪律，一切军事化，这段经历对父亲一生影响很大。发放工资，每月42.5元，父亲立即寄回家里30元。1971年8月，军垦生活结束，学校要求：服从党的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表示绝对服从，被分配到原籍大竹县清水区中学。
在部队劳动锻炼还有工资，每月42.5元。父亲欣喜若狂，立即寄回家里30元。1971年8月，军垦生活结束，要分配工作了。学校要求：服从党的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表示绝对服从。他领了派遣证，带上档案袋，直奔报到地达县军分区，被分配到原籍大竹县清水中学。
清水中学在大竹县城南边13公里，刚刚创办，只有几间教室。师生吃住还得在清水小学。父亲没有实习上过课，初登讲台心情紧张，在学校老师帮助下很快走上正轨。一边教学，一边劳动，和学生一起建校。刚参加工作的父亲，热情高涨，得到师生们认可。
叙述至此，我们家庭中另一位主角，我的母亲登场了。1972年暑假，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在石子医院当护士的母亲。两人交谈，发现共同点颇多：都属大龄青年、都来自农村、家中姊妹都多、生活习惯都勤俭。母亲原籍在邻近的渠县，带父亲回去见了家人，恋爱关系就确定下来。石子在山后地区，到县城有50公里，他们难得见面一次，多以书信交流。
1973年5月，他们到清水公社领了结婚证，然后在清水中学的一间教室举行了婚礼。领导和教师热烈祝贺，礼品是锑锅和笔记本，工人、炊事员敲着锣鼓送他们进洞房。学校食堂置办酒席，没要父亲出钱出粮出肉票。学校领导还给供销社打了招呼，让父亲买到了足够的糖果。这样的婚礼，我小时候参加过，极为简朴，又极为热烈。
1973年8月，父亲正准备开学上课，突然得到调令，到大竹二中教书。没有写申请，能进县城工作，这说明父亲的工作表现，进入了上级的视野。父亲十分高兴。清水中学是父亲职业生涯的第一站，两年时光匆匆而过，父亲铭记着学校的培养。
在大竹二中，父亲当班主任兼上两个班的课。城里学生跟乡下学生不一样：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有的学生不爱学习。父亲当班主任当得很吃力，弄得长期失眠。教学不是重点，重点在政治学习和生产劳动。父亲带着学生背肥泥巴，步行十多里到茶园大队农场，一干就是半个月。
1974年作为全县唯一一名教师到万县进修
1974年3月，我出生在石子医院。一个月后，父亲作为全县唯一的教师，被选派到万县进修高中数学，前程一片大好。1975年11月，妹妹出世。父亲深感两地分居，不利照顾孩子。于是，他和母亲分别写了申请，父亲申请调动到石子中学，母亲申请调到县医院，心想只要能在一起，城里乡下都一样。学校同事劝他说，别人想调进城都不行，你还申请调山后乡下。父亲说，等孩子大了，再调回来嘛。后来才知道，这个想法太天真。果然，父亲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母亲的申请没了下落。
石子区中学教师的户外课堂
1976年8月，父亲告别了工作三年的大竹二中，翻山越岭来到本县东南角的石子中学。这一步，改变了父亲的命运轨迹，也改变了我们家庭的走向。
扎根乡镇的日子
石子中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单纯朴实，知识基础差，但求知欲强，守纪律。学生家长尊师重教。父亲来自农村，对他们有天然的感情，仿佛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欣慰于学生的一点进步。城里学生还有招工机会，乡下学生的出路只有读书，更需要好的师资。念及于此，父亲觉得从县城来此并不是错误。
教学之外，还有繁重的生产劳动。父亲带着学生开荒种小麦、运木料、砍竹子、挑粪，与城里学生劳动时嬉戏打闹不同，农村学生都很自觉，劳动效率很高，因为这些活平常他们在家时都干。
1978年秋季开学前，父亲又是在没写申请的情况下，被一纸调令调到10公里外的文星中学。10公里如今须臾即至，当时却又陷父母于两地分居，每天只有一趟班车，错过了就只能步行。父亲在文星文星中学任教一年，申请调回石子中学，得到批准。我还记得，回石子中学时，父亲的全部家当行李，是一辆牛拉车（当地叫“板板车”）运走的。
这一站也许是父亲从教生涯中记忆最淡薄的，对我却是浓厚的。那一年父亲带我，母亲带妹妹。我刚记事，乡下没有幼儿园，整天跟同龄小孩在中学和周围农村玩。父亲很忙，宿舍很狭窄，高考落榜复读的三叔和我们住在一起，父亲晚上还辅导他。三叔复读两年，最终还是差几分，只好回乡务农。爷爷和父亲说，真是“生来只有八角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1979年在石子区中学
1979年9月，父亲回到石子中学任教，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其间，学校由普通中学改为职业中学，父亲任数学教师、专业教师、教导主任、工会主席、生产实习处主任，挑战不断，收获不断。改职中后缺乏专业教师，父亲自学会计课程，以十倍于备一堂数学课的精力，备好会计课；管理学校教学事务，狠抓教学质量，协调教师关系；争取补助给教师，组织文体活动。父亲教的初中82级学生，数学成绩突出，升学率居全县第三名，对山后偏远地区学校来说可谓摘得大奖。学生评价他：教学态度认真，纪律要求严，业务没得说，但面孔严肃，方法简单，有典型的“毛主席时代”大学生的烙印。
1987年在石子区中学
八十年代，父母都经历了一场大病，顽强地挺过来了。父亲还未痊愈，就去上课。他多方奔走，为爷爷的“历史问题”平反昭雪，爷爷恢复粮站职工身份，还有退休工资。父亲性格本来很内向，不善言辞，不喜应酬，当了生产实习处主任，要跟外面的生意人打交道，慢慢地口才练出来了，也能开起玩笑。
回母校四川师范大学（原四川师范学院）和大竹中学参加聚会活动
那时的东河还是清澈的，在我家阳台即可见。一家四口常常晚饭后，沿河边公路散步。父亲说，这条河流到了长江，长江串起了多少城市，我去过一些，还是太少，希望你们走出这山旯旯，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我记住了，高考填志愿，想法是离家越远越好，因为行程长，沿途可以多看风景。
维护家族团结的楷模
父亲有五兄妹，四男一女，作为长兄，维护家庭团结义不容辞。邹氏族人迁川到杨通乡后分为六房人，是一个大家族，彼此照应，也比较孝悌礼仪。在这方面，父亲堪称家族楷模。
2000年，爷爷去世，父亲把奶奶接来，先在石子镇上的家，又到大竹县城里，独自赡养。奶奶在农村住了一辈子，在县城不习惯，希望回去。父亲与三个叔叔协商，实行轮流赡养方法，每年一家负责一个季度。老家村里只有二叔在，三叔四叔在外打工，他们回不来，就给钱请二叔代劳。到父亲的轮次，他必定回到村里亲自照顾奶奶，给她喂饭、洗衣、洗澡、理发，陪她聊天。不是自己的轮次，老家有事，父亲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父亲还帮二叔干农活，都是重体力的：收稻谷、收玉米、脱粒、晾晒，直到65岁，才被硬劝下来。
在老家农村，因为赡养老人发生的子女间矛盾，数不胜数。而父亲几兄妹间，没有发生过一次扯皮，没有红过一次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父亲充分地担当起“长兄为父”的表率，给弟妹和后人做出了好榜样。行动上亲历亲为，经济上不予计较。
2015年春节，我奶奶九十大寿，全家团聚
2015年春节，奶奶满90岁，成为全村自有村史以来最高寿者。父亲等“学”字辈和我们“高”字辈共同出钱出力，在村里为奶奶举行了坝坝宴祝寿，四代人齐聚，其乐融融，在乡里传为美谈。9月，奶奶寿终正寝，父亲又为她办妥了后事。
因为父亲有国家正式工作，逢年过节总是会给其他几兄妹送礼物，协调姊妹间的关系。大家和谐相处，一起赡养老人。对侄辈和孙辈，父亲也尽力帮助。二叔的儿子在石子镇上做豆皮，三叔的儿子在县城买房开灯具店，父亲在资金和场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跑上跑下。
2017年夏，我带父母和外甥女游陕西，在壶口瀑布
去年国庆，我回乡与大家一起吃饭时说：“我经常不在家，还请多照顾二老啊。”堂哥堂弟说：“还要靠大爷大婶照顾我们呢！”如今，父亲身体尚可，他清醒地认识到身体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这个家庭，很注意运动保养。他说：“老人不生病，就是儿女的福气。你们隔得远，不能让你们跑回来。我还要带外孙女、照顾各方亲戚、学校关工委的事，让我让族长，我推掉了，忙得很呢！”
作为农人之子、乡村教师、一家之长，父亲的故事还有很多，很长，就像家乡的那条东河，地图上无从显示，却是汇成惊涛大江的支流。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不是排山倒海的冲击，而是浸润在东河水中的刻骨铭心。
1993年春节和家人在骑龙村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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